立完堂口之后脸色发黑怎么回事(立完堂口多久会有感应)

　　1975年8月，当时横塘公社和平大队，村民在修挖排洪设施时无意挖到一座古墓，发现了一本古书。挖出墓葬的地方叫凤凰山铜鼓墩。当时挖到墓葬后村民发现，墓主是南宋人陶桂一。（出土墓志《宋故陶公提干堂长塘中记》记载：墓主陶桂一系陶渊明22代孙，先入太学，后任武冈军、南康军教授，曾为白鹿洞书院堂长，卒于南宋景定二年（1261）。）棺木中的尸体保存也非常完好，尸体被丝绢类织物包裹了足足有九层，村民在解开丝绢后触其皮肤感觉仍有一定弹性，但开棺后尸体等物很快开始腐化变色。

　　出土时没见到什么金银财宝，只有一些瓶瓶罐罐之类。村民中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名叫周扬甫，什么都没拿，就单把其中的一本书拿回了家。因为棺木是浸泡在水里的，书也不例外。但书当时却没有腐坏，甚至墨色也没有漂泛。倒是村民挖墓时不小心把书挖出了一个洞。周扬甫把书拿回家后很细心地用布包好，并用家里灶台边的草木灰将这布包吸干水分，此后就一直藏在家里。这位村民并不识字，但对书却很珍爱。期间也有古董贩子上门想收购，但他没有卖掉。

　　1982年，全国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查小荣因此被上级部门调来参加当地的文物普查工作。当年8月，在各乡摸底时打听到在横塘乡和平村有一本古书后，他立即赶往调查。

　　得到这个信息后，文物普查人员上门找到了周扬甫。听了一番国家文物有关政策的解释之后，他倒是很爽快：“既然公社要，就拿去吧！”

　　当时，文物普查人员也不知道这本书的珍贵程度，只是觉得这位村民很憨厚，我们也不能就这样把书拿走了。向上级汇报后，文物普查组支付了10元钱给他作为奖励。

　　但第二年，也就是1983年，省文化厅委派省文物考古队专家来鉴定。专家一看，书作者是宋代大儒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装帧形式是宋代盛行的“蝴蝶装”，印刷字体是典型的宋体字……价值就越发明朗了：这是稀世之宝宋版书！书有两本，分别是《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九卷）、《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七卷），只是当时这两本书是装订在一起的，看上去像是一本书。

　　（三）

　　后来进一步查找资料证实，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藏有该书，两本书是“海内孤本”啊！1984年，省文化厅专门拨款5000元给星子县文物管理所，修复、保护这本珍贵古籍。当时书的状况是，全部黏结在一起，且有部分残损，必须重新揭裱、修复。当了解到全国最好的古籍修复单位在北京市图书馆时，九江市文化局一名科长带着星子县文物管理所的两名工作人员，一同护宝进京修复。

　　199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确认全国各省市呈报的一级文物，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去各省市博物馆和考古所鉴定一级文物。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首次组建如此规模的国家级文物鉴定委员会。当年6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溍一道，从北京直奔星子县，专门来鉴定这两本古籍。两位国家文博界泰斗级人物看到这两本书后非常兴奋，一致通过了此书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认定。期间，史树青还聊到了宋版书的经济价值。他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早年和老师在青岛实习的时候，宋版书在古董市场上是“按页论价”的，一页书按其重量算要“5倍黄金”的价格！当然，这种“海内孤本”显然并不是古董市场上的货品，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之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也曾来赏看这两本书，并肯定了书的宝贵价值。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院长郭鹏也曾带着博士生来赏读这两本书。这位研究程朱理学的专家一再叮嘱当地文物管理所的同志，“要把这本书保管好”。

　　省内著名学者周銮书、姚公骞曾经在该书被文物普查小组征集到手后不久，也专门来星子县看书。期间，两位专家为了强调其价值的珍贵，对陪同的星子县县长半开玩笑说道：“这两本书都可以买下你们整个星子县了！”查小荣说，这句话把县长当时“吓得眼睛睁得老大”……

　　鉴于这两本书的珍贵程度，妥善保护成为难题。因为星子县文物管理所保护条件简陋，陶勇清出了一个好主意：把书藏在星子县武装部军火库。

　　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这两本书入选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同年，这两件宝贝还参加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珍贵古籍特展。

　　（四）

　　《邵尧夫先生诗全集》，文字有12行，每行20字，分双边，白口，未分栏，目录中各卷头有鱼尾，颜柳体，黄麻纸，蝴蝶装，书背面扉页有篆体“德祥”黑色印章两处，封面及卷首均残缺。该书刻印方面异常精美，从书背面可以看出，原书为硬质绢面装，极其讲究。

　　另外，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九卷，三、四卷合为一卷，实际上只有八卷，共计319首；第二部分为《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共计213首。全书共十五卷，总计532首。

　　关于出土的邵尧夫诗集的版本问题曾一度困扰着学界，吴圣林进行考究后注意到其中两个细节：如《三国志》诗中“桓相鼎峙震雷音”和《争让吟》诗中“桓文争以力”中的“桓”字都刻成“相”字，缺了下面一横。因此，他认为，这是宋人为避钦宗赵桓的讳而采取的“缺笔避讳法”。由此推断，该书当为宋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的刻本。

　　据吴圣林介绍，北宋刊本多为双边，白口，字大，行宽，该书基本符合上述特点，其蝴蝶装为北宋典型的装订制度，是由唐末经折装发展而来的。因此可以断定该书为北宋末期靖康年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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