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马仙堂口立好了多久能看香(出马仙立堂口后多久能有感应)

　　基本信息

　　书名：1915，中国表情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杨红林

　　内容简介：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在这一年的混乱时局中，政客们粉墨登场，排演热闹非凡的政治戏码，民间的各路角色为争得一席之地也不遗余力地卖力演出，共同搬出了一台波谲云诡的时代大戏。在这一年，袁世凯不顾起火的“后院”准备着登基大典，日本人居心叵测地拿出了“二十一条”，昔日的革命党成了人民公敌，梅兰芳在上海唱红了京剧，新时代的女权代表卷进了桃色新闻……配合着上百幅老照片，这些故事讲述的，再不是教科书中的生硬历史，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生，这也是近代中国留给我们的奇特记忆。

　　作者简介：

　　杨红林，笔名南庄，历史学硕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藏品二部历史图片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老照片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经典影像背后的晚清社会》《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叶赫那拉家女人的私家相册》《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等。

　　书摘正文：

　　第一篇权柄

　　客观地讲，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那些政权的掌握者或者竞争者通常是历史的主角。1915 年的民国政治舞台上，头号男主角无疑当属大总统袁世凯。然而悲哀的是，位当时被国内外一致视为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的强权人物，反而自己率先陷入了困境。由于对共和体制存有诸多不满，在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袁世凯居然一步步走向复辟帝制的道路。由于对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径不满，另外一些政坛的大人物如段祺瑞、黎元洪等，则以不同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双方由此产生矛盾与冲突。

　　四、梦碎：从龙袍到寿衣

　　1915 年12 月13 日，农历乙卯年十一月初七，星期一，晴。

　　紫禁城外，整个北京城一番喜庆的景象。要说袁世凯敢于开历史倒车，将自己的头衔从大总统阁下改为大皇帝陛下，那也是有“民意”强力支持的。1915 年12 月11 日上午9 时，中华民国参政院专门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有关变更国体事宜。据记载，当天参加会议的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 人，竟一致同意国家实行帝制，称“中华帝国”，并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推戴袁总统为皇帝：“恭戴今日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歌功颂德，会议宣告结束，随即便将推戴书送到中南海总统府。面对国民代表机构的“拥戴”，袁总统自然十分感动和激动。在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客套性地推脱了一番后，袁世凯最终接受全体国民的“拥戴”，开始着手策划登基称帝事宜。

　　第一篇权柄

　　与此同时，以朱启钤、梁士诒等人为骨干的登基大典筹备处开始忙碌起来。尽管袁世凯一再叮嘱手下要节省开支，但该花的钱还得花，仅初步预算就得590 余万元，内含祭典费26万，修理大殿工程费105 万，调度费117 万，飨宴费22 万，接待费51 万，犒赏费69 万，大礼关系费166 万等不一而足。而据有关史料披露，实际上为了此次称帝，袁氏政府前前后后竟花了3000 万元！尽管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但在“梁财神”梁士诒的精心运作下，还是为此次复辟帝制提供了非常充裕的资金。据保存下来的账单显示，仅仅为筹备登基大典，袁世凯就支出了2000 万元。例如单是为了感谢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在学术理论上对帝制的“支持”，政府就付给其50 万元的“润笔费”。再有，为了获得舆论界的支持，袁世凯还慷慨地向《亚细亚日报》《国华报》等提供了30 万元的友情赞助。至于为了修缮紫禁城内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则更是一笔浩大的开支。为了显示新王朝的新气象，袁世凯先是下令将三大殿分别改名为承运殿（取意“奉天承运”）、体元殿（取意“恭体黎元”）、建极殿（取意“建国立极”）。由于嫌原来宫殿的黄色不符合本朝的“火德”，又下令大殿内装饰一律改漆朱红色，殿中央的八根大柱加嵌赤金，饰以盘龙彩云。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项大工程交给了袁世凯同姓不同宗的侄子袁乃宽办理，结果袁乃宽竟花费了270 万元，而据承包商透露实际上只用了100 多万元。

　　为了准备登基大典，袁世凯及其家人乃至大小官员都要添置新式服装和各类用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门为袁世凯定制的两件龙袍，据说花费了60 万元！说起这两件龙袍，其豪奢程度真是丝毫不亚于古代帝王的龙袍。据亲历者记载，该龙袍由内务部官员陶洙设计：“冠用平顶，皇帝十二旒、卿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上衣下裳，绣山龙火藻八章。……黄龙袍由庶务司长郭葆昌承办，命大栅栏瑞蚨祥制衣，特绣金龙，双目皆嵌以精圆珍珠。”龙袍全用真金丝织成，上面镶嵌大大小小无数颗珍珠，甚至还有一颗从逊清皇宫“借”来的鸽子蛋大的东珠。尽管龙袍的承办商、著名的老字号“瑞蚨祥”不敢怠慢，集中了所有名师精心制作，可当他们将做好的第一件龙袍呈送给袁世凯审查时，却遭到了一番奚落。原来，龙袍尽管看上去富丽华贵，上面所绣的九条龙张牙舞爪，但要求苛刻的袁世凯却总觉得“龙气”太散，缺乏帝王之气。恰巧那几天著名京剧老生刘鸿声正在上演《斩黄袍》，身为其戏迷的袁世凯便大方地将这件龙袍送给偶像作戏服了。于是乎，刘老板竟有幸身穿货真价实的龙袍在舞台上亮相，因此而红遍全国。之后按照袁世凯的要求，瑞蚨祥又重新做了一件九团龙袍，每团绣一条龙，龙眼上各嵌一颗大珍珠，龙头各部还镶有小珍珠，龙鳞处则缀有珊瑚断片。对于这第二件龙袍，袁世凯很是满意。此外登基大典筹备处还花10 万元定制了两顶复古式皇冠，12 万元的一枚玉玺，60 万元的两颗金印，40 万元的一把新龙椅，如此等等。除了袁世凯外，其家人的服装用品也是一笔大开销。据说光是众多“娘娘”所需费用就高达200 万元。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袁世凯还兴致勃勃地下令将中南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下令发行一套刻有其本人头像和“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字样的纪念金币，甚至专门派手下到景德镇督造一批“洪宪”瓷器。

　　万事俱备后，按照原定计划，新皇帝将于1916 年1 月1 日在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袁世凯竟没有耐心地突然决定提前登基，并且地点也临时变动，闹得众多官员手足无措。关于当时忙乱无序的情形，曾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唐在礼是这样回忆的：

　　忽然，在12 月13 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8、9 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来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约在9 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喜欢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作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吗？”可见抱着闷葫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一批人认为，如此大典，殊欠郑重。因此对负责张罗布置的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有意见的人就很不少。

　　至于袁世凯为何如此匆忙草率地举行登基典礼，外人始终无法探知。就这样，在外界的一片议论声中，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从此，中华民国大总统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华帝国大皇帝。为了安抚一些老资格的地方大员和民国元勋，袁世凯又于12月20日专门下令特批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位元老级人物为所谓的“嵩山四友”，即他们不用在皇帝面前称臣跪拜。与此同时，新皇帝又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分别赐予128 人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爵位。

　　随着袁世凯的登基称帝，中南海内袁家上下自然一派喜气洋洋。从前的公子、小姐们摇身一变成为皇子、皇女，此时也纷纷穿上定制的新礼服照相留念。不过在旁观者看来，这些由袁世凯本人亲自拟定的皇家礼服实在缺乏品味，由内而外透着一股子土气，简直就是不伦不类。根据目击者的记载，当年袁家少爷们的皇子服是仿照英国宫廷的式样用黑色呢子做的，又称“金花服”：上身是既不开缝也不系纽扣的燕尾服式样，胸前用金线绣满横排的花纹；下身是西装裤，裤腿两侧有一长溜黄色绒毛。为了区别身份地位，皇子们胸前的花纹也有所不同，除了长子袁克定外，老二袁克文和老五袁克权的胸前绣着麦穗的图案，而其他人都是牡丹花图案。至于为袁家小姐们准备的皇女服也很奇特，虽说风格上是中国样式，却又滑稽得像京剧中旦角身上的霞帔：上身是对襟、宽袖的黄缎褂，绣有凤凰、牡丹、云彩、潮水和红太阳等图案，衣领上也同样绣着小的凤凰和牡丹；下身是黄缎裙，也绣着与上衣一样的花样，却又前短后长像是西洋妇女穿的长裙。如此奇特的帝王家服装，让人不禁对袁世凯的审美品位哭笑不得。

　　尽管袁世凯如愿登基当上了皇帝，但在周围一片嘈杂的喜庆声中，总有许多烦心事不断涌上他的心头。无论是自己的家里人还是那些弹冠相庆的亲信，其实又有谁能理解袁世凯内心那种隐隐的不安感呢？别的不说，每当在家里看见自己的大儿子袁克定，登基前不久发生的一桩家事就会令袁世凯的心里生出无名火气。

　　那是1915 年深秋的某一日，中南海大总统府的内宅突然传出一阵阵斥责声和惨叫声，原来是袁世凯正在恼怒地用皮鞭抽打自己的长子袁克定。多年以后，袁克定的小表弟张伯驹用一首诗追述了当时的情形：“群言举世已滔滔，假印刊章孰捉刀。袁氏家规惩大过，一场戏演打龙袍。”事情的来龙去脉，还需从头说起……

　　第一篇权柄

　　袁克定（1878—1955），字云台，袁世凯长子，原配于氏所生。对于自己的这位嫡长子，当年袁世凯也曾颇为青睐。论相貌，袁克定一改袁家五短身材的基因，身材挺拔，相貌堂堂，也算一表人才。论才能，他早在前清时就在父亲跟前效力，在民国初年的好几次政治风波中也出力不少。可惜的是，1912 年，袁大少爷因骑马时不慎跌落导致腿骨摔断、手掌皮肉损伤，从此落下了残疾。后来在前往德国治疗时，因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鼓动，袁克定回国后便开始极力撺掇父亲恢复帝制。为了树立威信，培植党羽，他还对北洋老臣段祺瑞进行打压。随着局势的发展，在袁克定周围还真聚拢了一大帮政客摇旗呐喊。当袁世凯称帝的迹象日益明朗后，这些人便纷纷将袁克定比作曹丕。巧合的是，袁克定的二弟袁克文却对政治毫无兴趣，反倒热衷于同文人墨客一起饮酒作诗。或许是兄弟俩的志趣实在不合，时常发生争吵。有一次二人因为琐事吵起来，袁克文生气地对袁克定说：“你要做曹丕，竟不许我做曹植？”听说这件事后，袁世凯大为光火，当即将兄弟俩叫到跟前痛骂一番：“怪不得外面有人骂我是曹操，原来是你们兄弟俩在自比曹丕、曹植，真是岂有此理！”

　　不过话说回来，且不管袁克文是否真将自己当成曹植，但袁克定显然是希望自己成为曹丕的。为了实现当“太子”的梦想，这位大公子几乎是费尽心思力劝父亲赶紧登基称帝。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袁克定是跳得最欢实的主儿。而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能想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招数来，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伪造《顺天时报》一事了。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中文报纸，发行量很大，是日本在华的主要舆论工具，其言论往往反映着日本政府的立场和对华态度。由于袁世凯很重视这份报纸，每日必看，因此袁克定为了坚定老爷子复辟帝制的决心，便开始打起了这份报纸的主意。于是乎，袁大公子竟别出心裁地集合一批文人，每天编制一份假版的《顺天时报》送入中南海，而真的《顺天时报》则被其提前截留。结果袁世凯每天看到《顺天时报》上尽是拥护帝制的言论，不禁心花怒放，总以为形势一片大好。当然也有一些袁家人在市面上看到了真的《顺天时报》，但都因惧怕袁克定的报复而不敢戳破。但令袁克定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三妹袁静雪的一次偶然发现，最终导致他东窗事发。

　　有关这件趣闻，多年以后袁静雪是这样回忆的：“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尽管挨了一顿鞭子的袁克定从此失去了父亲的信任，但登上皇太子宝座的热情却从未消散，甚至为此同众兄弟闹得反目为仇。同样是据袁静雪回忆，当年袁世凯称帝之后，袁克定突然发现二弟袁克文、五弟袁克权的皇子服上的图案同自己的一样，都是麦穗形的，而其他兄弟的服装图案都是牡丹花，不禁大为失落，于是便当场发狠说：“要是立二弟为太子，我就把他杀了！”吓得袁静雪赶紧跑到父亲那里说：“爸！咱家要闹‘血滴子’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前前后后，沉溺于皇太子迷梦的袁克定简直有些走火入魔。据当年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透露，甚至在袁世凯还没有正式称帝之前，袁克定就私下里提前为自己刻了一枚“大皇子印”金印，只可惜此印始终没有机会派上用场。更可笑的是，当袁世凯在为平定护国军而绞尽脑汁时，袁克定居然不知趣地凑过来问自己能否辞去太子封号？气得袁世凯铁青着脸大骂说：“储位本未定，何从言辞！”另据说在袁世凯临死之前，曾嘟囔了一句：“是他害了我。”虽然袁世凯没有明说这个“他”究竟是谁，但外界大多认为就是袁克定。[]

　　更令袁世凯生气的是，几个儿子本来就够不省心的了，家里的女人们也不识时务地来添乱。当袁世凯仓促登基称帝后，虽然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心思显摆那件价值连城的金丝龙袍，但一班女眷却早已亟不可待了。众位夫人姨太太们，一旦得知自己将升格成为娘娘、妃嫔，简直就像做梦一样，不由得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地拉着“皇子”“皇女”们照相留念。殊不知，此时在西南方面护国军的喊杀声已震动了“洪宪”皇帝的神经。袁静雪后来感慨地回忆道：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四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三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做元宵。有人把外间叫做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三个人却依然在喋喋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1916 年6 月6 日，袁世凯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人世，享年58 岁。对于袁世凯之死，社会上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曾以旁观者的身份撰写了《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其中有一段话读来颇令人深思：“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法，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借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而在北京，紫禁城内的小皇帝溥仪所记得的场景则是，周围的太监们奔走相告，太妃们去“护国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像前烧香以示庆贺……至于中南海，袁家上下则陷入一片哀痛。此时，作为家中长子，袁克定除了在灵柩前哭喊“我对不起爸爸！我对不起爸爸！”外，还郑重地将那件龙袍套在了父亲的身上，希望他老人家在另一个世界能圆自己的皇帝梦。

　　第二篇折冲

　　第二篇折冲

　　在1915 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当袁世凯沉溺于帝制的美梦时，民国政府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外交难题。无论是日本所强加的“二十一条”还是外蒙方面的独立企图，抑或是列强对于改行帝制变幻莫测的态度，都足以令袁世凯及其外交部门的僚属们绞尽脑汁。为了应对这些难题，当年的外交官们付出了巨大努力，在谈判桌上同对手展开了漫长而曲折的较量。遗憾的是，尽管外交官们的折冲樽俎也曾带来一丝曙光，但最终的结局依然是一声叹息。

　　一、日本人的二十一条鞭子

　　1915 年1 月18 日，农历甲寅年腊月初四，星期一。

　　这天下午三点钟，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三位特殊的客人。原来，时任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天一大早就通知总统府，声称要求秘密觐见袁大总统，并有重要事务相商。按理说，作为一名外交官是无权要求直接会见驻在国元首的，事先必须通过外交部门沟通协商。对于日本公使的这一做法，袁世凯虽然很反感，却也不敢撕破脸得罪日本人，只好硬着头皮安排时间接见对方。考虑到是秘密会见，当时随同日置益一同来到怀仁堂的，只有日本驻华使馆的参赞小幡酉吉和书记官高尾亨，而陪同总统会见客人的则只有时任外交次长曹汝霖。宾主一番简短寒暄之后，日置益的神情突然变得神秘而古怪起来。只见他拿出一份外交文件郑重其事地交给袁总统，声称这是日本政府迫切希望解决同中国之间的一系列重大悬案，并当场就其中的条文逐一进行了说明。就在袁总统匆匆浏览文件的当口，日置益又喋喋不休地指出：中日近来互相疑忌，加上第三者挑拨，邦交时有意外危险；日本人普遍怀疑袁总统反日，今天如答应要求，足以证明亲善诚意，日本政府可遇事相助；日本民间有力人士倡议援助革命党倒袁，如不答应要求，迁延迟疑，恐将发生不虞事态；切勿寄希望于日本内阁的更替，要求条件是既定国策，新阁上台，只会提出更高要求，应绝对秘密，尽快答复。末了，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日本

　　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中日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国的亲善关系加强，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在商谈中，请贵大总统严守秘密。”由于事情太过突然，毫无心理准备的袁世凯并没有当场表态，只是表情严肃地听日置益

　　陈述。好在他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物，对于日本公使的喋喋不休自始至终都没有搭腔，只是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件事应该同外交部会商之后再作答复，之后便打发了日置益一行。

　　日置益一行告辞后，袁世凯又仔细浏览了一遍日本人的外交文本。日本人的要求共五部分二十一款：第一号共四款，涉及山东问题，含修铁路、开商埠、建立势力范围等；第二号共七款，关于南满和内蒙古东部问题，旨在把这些地区变为日本殖民地；第三号共二款，涉及汉冶萍公司，试图夺取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并垄断华中、华南的钢铁工矿业；第四号一款，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与或让与他国；第五号共七款，涉及华南铁路、福建等问题。看完之后，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小日本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呀！明摆着是要独霸中国嘛！袁世凯新年以来的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那么，日本人缘何选择在这样一个关口跳出来在袁世凯背后狠狠捅上一刀呢？细想起来，其实也不意外。

　　在大约半年前，也就是1914 年7 月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对于此次欧战，袁世凯政府决定采取中立，希望此举能阻止列强将争端蔓延到中国的国土上。毕竟由于历史的原因，参战的不少国家都在中国拥有各自的地盘和利益。却不料千防万防，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14 年8 月23 日，日本政府以英日同盟为由向德国宣战，而其真正的企图只不过是从德国手中夺取其在华权益。9 月2 日，日本不经中国政府同意，突然在山东龙口和莱州附近地区登陆。面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袁世凯虽然又惊又怒，但国力的虚弱却注定他的政府无法做出强硬的姿态。在接到日本军队登陆山东半岛的消息后，袁世凯当即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共商对策。关于当天会议的情形，亲历者顾维钧后来有详细的回忆：

　　总统急忙在总统府召集会议，所有的内阁部长均出席，参事也被邀与会。那时我是外交部参事，是被邀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务院（内阁）参事。一个是伍朝枢，伍曾就学于牛津，是英国律师，伦敦林肯法学协会会员；另一个是金邦平，他曾留学日本，也是国务院参事。总统宣布开会后说，邀请三位参事与会，是因为我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过学，学过法律，懂得国际法；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他首先要听取三位法学家的意见。总统先叫我发言，我毫不犹豫地说，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犯国际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双方应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

　　总统叫伍朝枢发言，说愿意听听研究国际法的留英学生的意见。伍是以前著名的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的儿子。他简捷地说他的观点完全与我相同，认为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的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果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是不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袁世凯又叫金邦平发表意见。金说日本造成的局势越乎常规，他实难以表示明确的意见。

　　袁世凯转向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回答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总统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总统问他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总统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他没有成熟的意见。总统环顾左右，等待别位总长发表意见，然而大家沉默不语。总统深深叹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我国应该怎样做的意见，然而我国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呢？这话显然是对着我和伍朝枢说的。……总统拿着一个准备好的小纸条作为发言的依据，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满洲，中国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1904 年至1905 年日俄在中国境内交战，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以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第二篇折冲

　　显然，这是应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总统叫在场的法学家起草划定所谓交战区的文件，以及在此区外保持中立的条例。由于陆军总长说明中国没有准备不能进行长期抵抗，而且总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方案是当前中国应遵循的惟一切实可行的政策。三位参事凑到一起，草拟官方声明和执行中立的细则。这些文件经过批准，即作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

　　这就意味着，尽管明知日本人是在趁火打劫，但在强盗面前，作为苦主的袁世凯政府却只能效仿1904 年时的清王朝，屈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划出一块“交战区”让别国厮杀。1914 年9 月3 日，由顾维钧等人起草的照会被分别送至各国使馆，照会声明：“此次欧洲战争，所有各交战国，均系本国友邦，故本政府决意宣告中立，竭力遵行。兹先后据山东官吏报告，德国军队在胶州湾一带有行军备战各形状，日英联合军在龙口及胶州湾、莱州时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附近一带亦有军事行动等情。查本国与德、日、英三国同居友邦，不幸在中国境内，有此意外之举动，实属特别情形，与一千九百零四年日俄在辽东境内交战事实相仿，唯有参照先例，不得不声明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交战国必须使用之至少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地，仍悉照业经公布之条规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然而令袁世凯感到不安的是，当日军于11 月7 日攻占青岛后，不但拒绝撤退至胶州湾租借地，而且大有吞并整个山东半岛之势。

　　袁世凯可能并不知道，此时的日本已是狼子野心，欲壑难平了，他们的目标是全面控制中国。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军方的强硬派代表人物田中义一甚至公然提出：“要有不惜以匕首加诸袁世凯的决心。”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日本朝野各派联合出笼了一揽子对华要求，这便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1914 年11 月12 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电召驻华公使日置益返国并面授机宜。12 月底，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1915年1 月18 日，按照原定计划，日置益以回任为幌子，请求和袁世凯面谈，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番场景。

　　如前所述，按当时外交界的规矩，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想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直接找驻在国的元首则是极其失礼的事。因此对于日置益的举动，袁世凯在心里是非常恼火的。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日置益居然以警告的语气要求他对此事保密，如果一旦泄密，日本将采取行动。不过恼火归恼火，既然躲不过，就要研究如何同日本人打交道。因此在匆匆送走日置益这尊瘟神之后，袁世凯便赶紧电召刚刚从欧洲回国的老牌外交家陆徵祥来中南海共商大计。与袁世凯会面后，见多识广的陆徵祥也被日本人的外交讹诈吓了一跳。按照袁世凯的吩咐，他当晚便在下榻处与总统手下的一干亲信参政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秘密商议对策。他们一致认为，目前政府既然没有实力对抗强敌，那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完全接受日方条件，二是通过谈判与对方周旋，看有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二天，陆徵祥再度拜见袁世凯，并汇报了他们商议的结果。考虑到陆徵祥是老牌外交家，又曾在1912 年两度出任外交总长，袁世凯决定让其再度出山，全权负责与日本人的谈判。虽然明知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甚至可能招致身败名裂的差事，但陆徵祥只得勉强接受。随后，袁世凯授意自己的亲家孙宝琦辞去外交总长的职务。1915 年1 月27 日，袁世凯政府正式宣布陆徵祥为新任外交总长，与次长曹汝霖一道负责对日谈判。

　　对于中国政府这一突然的任命，日本方面自然非常不爽。因为他们也知道，与纯粹的政客型官员孙宝琦相比，陆徵祥肯定不那么容易对付。果然，当正式到任后第二天接见日置益时，陆徵祥就摆出了准备打持久仗的阵势。关于这一点，通过当天两人的一番对话就不难看出：

　　日置益：“久闻总长大名，知道总长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家，这次能和总长谈判中日问题，深感荣幸。”

　　陆：“本人当尽力而为。请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我们现在就订下日期好不好？”

　　日置益：“我想诸总长定日期好了。”

　　陆：“贵使既奉政府命令，当然以早开谈判为佳，那么明天就开好了。”

　　日置益：“可不可以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

　　陆：“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日置益：“本人希望谈判每天开会，星期日也要开，以赶快解决为原则。”

　　陆：“每天开会是可以的，不过星期天要开，外交习惯上没有这个成例，似可不必。还有一层，虽然每天开会，不过我身为外交总长，不能把其他正式约会通通取消，因此每天上午必须腾出时间，接见宾客，所以会议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

　　日置益：“可以。”

　　陆：“那么规定每天午后五点钟开会好了。”

　　日置益：“五点太晚了，最好下午两点开始，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

　　陆：“两点钟开不成问题，不过夜间继续开会，我身体太坏，拖一个星期，我必须辞职了。”

　　日置益：“我们确定何时开会呢？”

　　陆：“决定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谈如何？”

　　日置益：“好吧！就决定这个日期好了。今天和总长的会晤，非常荣幸，希望由这个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有好的结果。”

　　陆：“我一切当尽力为之！”

　　于是在1915 年2 月2 日下午3 时，中日双方在迎宾馆外交部大楼内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出席人员：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谈判一开始，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气势，陆徵祥坚持要逐条讨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在此后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中日双方共举行了25 次会议。由于立场分歧太大，致使谈判一度毫无进展，日本人自然越来越窝火。

　　从个人履历上不难看出，袁世凯决不是一位亲日者。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就因强硬的政策而被日本视为头号敌人。如今，已成为一国之主的袁世凯又岂能轻易向宿敌屈服？对于日方蛮横的“二十一条”，他最初极为气愤。不过毕竟两国实力悬殊，袁世凯又不得不强压愤怒，转而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接到日方照会后，他连续三天召集手下商议对策，随后便与对手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他一方面起用善于应对困难谈判局面的陆徵祥，尽量采取拖延战术与日方周旋；一方面授意外交人员故意向欧美列强泄露交涉内容，希望后者能遏制日方的贪欲。更难得的是，他还破天荒地发动了一场“全民外交战”，即尝试借助公众舆论为政府助威。

　　第二篇折冲

　　历史资料显示，对于此次谈判，袁世凯基本上是亲自把关。他不但详细研究了“二十一条”的所有条款，并且对每一项都有详细批示。例如第一号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袁批示：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第二号至第四号，袁批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问题，袁批示：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袁批示：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问题，袁批示：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汉冶萍铁矿厂问题，袁批示：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对福建让与问题，袁批示：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事宜，袁批示：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对于第五号，袁批示：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根据袁世凯的指示，陆徵祥也充分施展了老牌外交家所练就的一些绝招儿。特别是他的“拖”字功，更是耍得日本人也无可奈何。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议，而陆徵祥则和颜悦色地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每周只能开一次会，最后实在扛不住日本方面的压力，定为每周谈三次。但每次会谈，陆徵祥都会想方设法缩短实际的会谈时间，两个小时的会谈，照例由东道主先说话，而每次开场白之后，老陆都会让仆人献茶，于是进入茶歇阶段，上茶，上点心。他自己带头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呷，一杯茶半晌也下不去，日本人生气，他赔笑脸，慢呷如故。

　　当然，一味地拖延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袁世凯也深知这一道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国政府最大的指望便是西方列强的干涉。眼看日本人步步紧逼，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袁世凯便让自己身边的顾维钧扮演了一回关键角色：暗中将“二十一条”的有关消息透露出去，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到1915 年4 月底，为了压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条件，日本悍然在山东、奉天等地增兵，制造紧张空气。无奈之下，袁世凯政府于5 月1 日提出一项最后修正案，然而日本方面的答复却令袁世凯大出意外。5 月7日下午3 时，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威胁其必须于5 月9 日午后6 时前做出令日方满意的答复。在通牒中，日本人先是喋喋不休地对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番指责，最后便话锋一转盛气凌人地宣称：“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接到日本人的最后通牒后，袁世凯真是又气又怒，立即于下午5 时召集几乎所有在北京的政府大员紧急磋商。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各位大员自然纷纷表示愤慨。然而一谈到对策却又哑口无言，除了颇有血性的陆军总长段祺瑞要求拼死一搏外，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主张委曲求全，保持目前难得的和平局面。5 月8 日上午10 点和下午1 点，袁世凯又分别召集两次中央政府会议商讨对策。令袁世凯灰心绝望的是，就在这天中午，他长期以来最信赖的两位老外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相继赶来中南海。不过他们可不是来为老朋友打气的，反而异口同声地奉劝袁世凯接受日本人的条件，不要再讨价还价。眼看原本还寄有一丝希望的友邦也这样不仗义，袁世凯终于彻底绝望了。于是在当天晚上8 点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体协商会议上，发生了民国有史以来最为悲情的一幕。

　　作为当天会议的参与者，时任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面：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候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

　　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

　　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可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

　　第二篇折冲

　　散会后，曹汝霖便和时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连夜起草回复日方的照会，最终定稿后由陆徵祥率领同僚亲自送交日本公使馆日置益手中，此时已是深夜11 点。曹汝霖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心情时说：“是时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其实作为一国元首的袁世凯，心情何尝不是糟糕到了极点呢？据记载，就在当天临散会之前，他语气沉痛地表示：“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显然，对于此次日本人带给中华民国以及他本人的奇耻大辱，袁世凯是无法释怀的。

　　1915 年5 月25 日，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日本国内举国欢庆，首相大隈重信率领全体阁僚入宫向天皇道贺，而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则公然举行游行庆贺，“大日本帝国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而就在日本人的欢呼声中，袁世凯则向各省文武长官下达了一道密谕，告诫他们不要忘记5 月9 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其中一些措辞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动容：“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

　　对于袁世凯被迫签订“二十一条”这一事件，后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按照以往史学界的观点，袁世凯此举简直就是卖国求荣，有的甚至指责他之所以签约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较早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袁世凯此举的评价似乎颇令我们意外。例如1915 年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那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自然对日本人的强盗行径表示愤慨。不过在谈到袁世凯政府的对日交涉时，他却赞许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陶菊隐也曾为袁世凯辩白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

　　至于就实际的结果而言，“二十一条”的确也没有给日本人带来预期的利益。因为经过双方讨价还价之后所签的条约实际上只有“十二条”，而即便是已经签订的条款，后来也大多被袁世凯设法破坏掉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民众的愤怒抗议，日本不仅在经济上遭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关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或许不无道理：“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而在日本方面，短暂的兴奋过后，他们的一些高层政治人物也懊恼地发现：“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当然无论从其内容还是对中国人民族尊严的伤害而言，“二十一条”都堪称近代史上中国外交的奇耻大辱。作为当时的国家元首，袁世凯无论有过怎样的抗争，也只能落得个无奈与惭愧。

　　二、莫理循大街往事

　　1915年2月10日，农历甲寅年腊月二十七，星期三。

　　转眼已是旧历的年关了，北京有句老话叫“腊月二十七，杀公鸡”，四九城的街头果然多了些喜庆的景象。祭灶神、逛集会、贴年画、置新衣……老百姓的日子，无非是一年又一年地轮回。然而就在此时，两位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却在为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忙碌着……

　　1915 年2 月10 日这天晚上10 点，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端纳应邀来到王府井大街98 号莫公馆做客。公馆的主人名叫莫理循，他不但是端纳的澳大利亚老乡，而且恰好也是上一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不过此时，莫理循的正式身份却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首席政治顾问。那么，莫理循为何会突然邀请此时尚名不见经传的端纳呢？毕竟此前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情，事情还得从五天前说起。

　　那是在2 月5 日，莫理循突然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召见。听到这一消息，莫理循甚感意外。因为在事实上，由于此前公开表示反对袁世凯推行帝制的计划，这位昔日备受尊崇的外国顾问已被冷落多时了。怀着疑惑的心情，莫理循登上了前往中南海总统府的马车。没想到一见面，来不及寒暄，满脸愁容的袁世凯便将一份文件递给莫理循，并要求他别作记录。打开这份神秘的文件，莫理循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正是几天来日本在秘密谈判中强加给中国的条件，也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读完这些条款，莫理循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日本的野心和胃口可真不小呀！袁总统还表示，对于日本人的苛刻条件他是绝不接受的，并忿忿不平地说，哪怕“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同情，莫理循随即便按照袁总统的授意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行动，其最终目的便是把日本人的野心向全世界公布。在当天告别袁世凯后，他即作了一份备忘录，记录下了关于“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对于日本人的狮子大开口，身为中国政府顾问的莫理循自然极为愤慨。可惜的是，鉴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他是不能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外界的。情急之下，莫理循想出了一条妙计：何不通过西方媒体将日本人的野心公之于众呢？于是在2 月10 日，他主动邀请端纳到家中做客，后者恰好是他离开《泰晤士报》之后的继任者。

　　在二人简短聊了一会儿后，莫理循提到了中日正在进行秘密谈判。不过当端纳试图询问详情时，莫理循没再多说什么，而是装作不经意地将一叠文件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对端纳说：“对不起，比利·端纳，我要出去喝杯茶，过一会儿就回来。”精明的端纳自然心领神会，当即伸手抽出莫理循暗示的那些文件，然后拍成照片匆匆离开。至于莫理循，则颇为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我尽可能地写好消息，他将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果然仅过了一天，《泰晤士报》便以《21 条纲要》为题进行了报道。不久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美国的联合通讯社也纷纷转载这条消息。一时之间，关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消息公布后，美、俄、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交涉，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日本迫于国际压力，将其中较为普通的11 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但仍然隐瞒第五号内容。由于日本公布的条款没有损害欧美列强的在华利益，因此，报刊舆论对欧美列强产生的影响没有达到袁世凯政府所希望的效果。于是莫理循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干脆将“二十一条”全部文本交与美、俄、英等国使馆，试图继续引起他们的重视。“二十一条”曝光后，日本仍企图欺瞒欧美各国，同时日本报纸对莫理循大加攻击。但是莫理循并未停止对日本侵略野心的揭露，他还积极地向中国政府建议拍照复制“二十一条”全部文本的备忘录，从而保留了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确凿证据。

　　第二篇折冲

　　常言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心一意地帮助中国出谋划策对抗日本，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莫理循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出现其实绝非偶然。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 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1894 年来到中国，从此就与这个古老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去世。在清末民初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他亲身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复辟、巴黎和会等，并以其特殊的身份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1894 年，当莫理循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年轻人立刻怀着强烈的热情进行了一次冒险旅行。第二年，已经身无分文的他把自己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旅行见闻整理成一本书——《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从而开始在西方新闻界声名鹊起。为了更加及时地报道中国的情况，总部设于伦敦的《泰晤士报》决定聘用莫理循为常驻远东记者。从担任《泰晤士报》的记者起，莫理循此后几乎一直都待在中国。尽管他始终没有学会中文，所掌握的中文词汇不超过20 个，但人们还是一致将其视为“中国通”。在其18 年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锐利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向西方报道了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正是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当时曾流传一种说法：莫理循的一篇报道抵得上中国官员的三份奏折。

　　得益于《泰晤士报》丰厚的报酬，1902 年7 月，莫理循花了一笔款子，将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伦贝子府的临街房购买下来，经过重新装修后作为私人公馆。据保存于北京市档案馆的一份房契显示，这处占地30 公顷的住宅大致位于现今北京市百货大楼南侧，大甜水井胡同以北，王府井大街以西，门牌号为王府井大街98 号。房契还显示，经过改造后的莫理循公馆院门朝东面向王府井大街，而院中的正房则坐北朝南。由于莫理循在当时的北京影响巨大，他的公馆也成为王府井大街上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以至于在后来长达33 年的时间里（1915—1948），王府井大街通常被称为“莫理循大街”。特别是在西方人绘制的北京地图上，“莫理循大街”的英文字样都被标注在醒目的位置。至于这个名称的具体由来，据说还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那是在1915 年12 月20 日，登基称帝后的袁世凯为了感激莫理循作为政治顾问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专门下令将当时的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由于莫理循的影响力，当时只要有外国人在北京火车站下车后招呼人力车，车夫往往不等外国人开口就直接将其拉到莫理循家。

　　在清末民初，莫理循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由于将袁世凯视为中国的改革派和未来的希望，莫理循曾多次发表文章对其予以支持。1912 年5 月，莫理循突然接到大总统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的一封信，信中说，中华民国希望莫理循能接受聘请担任政府顾问。原来在就任大总统后，为了寻求列强的进一步支持，袁世凯对号称“中国通”的莫理循发生了兴趣，便向其发出了邀请。巧合的是，就在不久前，《泰晤士报》伦敦总部发生了人事变动，新任的国外新闻部主任认为，莫理循对中国的报道有失客观，因此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怀疑，并准备另派记者前来接替莫理循的位置。经过短暂的考虑后，莫理循接受了袁世凯的聘请，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政府顾问，年薪3500英镑，是他当记者时的3 倍。

　　对于莫理循被袁世凯任命为政治顾问这件事，当时的西方媒体曾予以极大关注。1912 年8 月中旬，《纽约时报》曾刊登文专门进行报道：

　　尽管精明的苏格兰人、前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乔治·莫理循将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的传闻流传已久，但几天前宣布的这项正式任命还是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

　　全球各文明国家的政府都在密切关注此事，并召开秘密会议对此进行讨论。由于我们的对华关系十分重要，并且中美关系可能愈加密切，塔夫脱总统和诺克斯国务卿（PhilanderC.Knox）更是对此高度关注。在金融界，此项任命更是银行家们广泛谈论的主题。毫无疑问，莫理循先生将在涉及善后大借款或其他关乎民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将会有更多发言权。

　　虽然此间人士对这项任命有不同看法，但总的说来，赞成者居多。莫理循先生作为《泰晤士报》记者驻京5 年，他有足够时间观察列强在北京的利益角逐和较量。很显然，美、俄、德、日和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馆一定很想了解这位新角色履新后，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将如何、何时、在哪些方面，对中国事务发挥影响。

　　他不仅记录着，而且参与创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说，没人能比莫理循更有机会了解到中国事件的真相。

　　名义上，他是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但实际上，他是大不列颠政府在中国的非正式代表，在满清帝国的宫廷里，他发挥着比英国驻华公使更大的影响力，也享有更大的权力。

　　在远东政治史上，莫理循的地位无与伦比，他能够深入外交内幕，进入别人难以涉足的政治核心，准确掌握信息，并显示出惊人的斡旋能力。他在京城里建立了这样的一种特权，即能够在几乎所有的危机中与各方势力进行协商和沟通。

　　因此可以说，他在整个远东地区，是担当中华民国政府政治顾问一职的不二人选。

　　在此后四年的合作中，如果单从其敬业精神而言，身为袁世凯顾问的莫理循真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了。任职期间，他几乎将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如何维护袁世凯的形象上。早在1912 年8月，那时莫理循刚上任不久，由于民国政坛闹出了内阁总理唐绍仪愤然辞职风波，国际舆论曾对袁世凯多有指责。因为唐绍仪当年曾留学美国，在西方社会拥有较高的声望。莫理循为了替雇主挽回形象，竟不辞辛苦亲自前往伦敦发表演说，并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各大报纸袁世凯赠给莫理循的照片上发表文章，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并呼吁西方人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莫理循的这次演说获得了成功，袁世凯本人也因此对他怀有极大的好感。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袁大总统还将自己最满意的一张肖像照送给莫理循，并在上面亲笔题写了“赠莫大夫”的字样。

　　第二篇折冲

　　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莫理循没有理由对当时中国的现实熟视无睹：政局混乱、民生凋敝……然而别看他是个洋人，却深谙中国士大夫所信奉的“食君俸禄，为君分忧”的原则。既然接受了袁大总统的聘请，他就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是当时中国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是“中国的未来”。他发自内心地希望袁世凯能成为理想中的领导人：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上有影响，如果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就能够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也正因如此，莫理循在很长时间内对袁世凯基本上持袒护态度。即便在1913 年宋教仁遇刺后，当舆论都公开指责袁世凯时，他也一反常态地保持沉默。为了表彰莫理循所做出的“无可估

　　量的贡献”，1913 年6 月，袁世凯特地奖给其一枚二等嘉禾勋章。然而，莫理循在当天的日记中却心情复杂地写道：“这枚勋章简直就是一文不值的装饰品，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变得越来越麻木，也许我比过去有钱，还大大丰富了我的图书馆，但是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影响和声望，有时害怕连自尊也会失去。”

　　1913 年10 月10 日，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作为为数不多的外国贵宾，莫理循应邀参加了就职典礼。然而在此后，袁世凯的种种作为却似乎离莫理循的期望越来越远。但是即便袁世凯推行的是专制袁世凯颁给莫理循的二等嘉禾勋章

　　独裁，莫理循仍然对其充满信心。在一次接受澳大利亚记者的采访时，他曾直言不讳地表明：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如果袁世凯辞职了，国家将陷入无政府状态。不过对于袁世凯的某些独裁政策，莫理循有时也表示很难接受，曾在私下里抱怨：“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实际上，我只能在像总统帽子形状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即便如此，他仍对这位政治强人充满信心，并常常在西方媒体面前为其辩解。

　　可惜的是，尽管莫理循费尽心思地为袁世凯谋取国际声誉，但后者却最终做起了皇帝梦。这一行为无疑触动了莫理循的道德底线，他对于袁世凯的称帝表示极力反对。在眼看无法阻止袁世凯一意孤行，沮丧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中国政府服务。我担心自己正在一步步堕落。……他这么做违背了他的所有誓言，将他的所有理念都抛到九霄云外。袁世凯自己原先并不想当皇帝，但在其子和被他冷落的原配夫人的影响下，他正为登上皇帝的宝座而调兵遣将。这与日本人和孙逸仙的预言一致。他使自己、他的国家和他的顾问成为笑柄。”1915 年8 月17 日，已完全沉迷于帝制的袁世凯接见了莫理循。事后莫理循失望地写道：“这次会见毫无实效，十分令人不快。他的讲话空洞无物，令我沮丧，一直抱怨宪法极大地束缚了他。”1915 年12 月12 日，就在袁世凯称帝的当天，莫理循愤怒地评论道：“袁世凯今天接受了帝位。真令人吃惊！装模作样，愚蠢至极。”后来，多少对自己当初的卖力有些后悔的莫理循也终于开始反省：“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但是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的感情仍促使他在紧要关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1915 年12 月25 日，蔡锷领导的护国运动在云南爆发，贵州、四川等省相继响应。1916 年1 月5 日，袁世凯正式颁布讨伐令，对云南护国军用兵，准备一举歼灭起义部队。尽管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嫡系将领采取称病等手段抵制袁世凯的命令，但后者仍不死心地希望莫理循能为他贡献良策。可是当莫理循建议立即建立立宪政府时，袁世凯又顾左右而言他。失望之下，莫理循向袁世凯告辞，前往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考察。3 月22 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而就在此前一天，莫理循曾晋见袁世凯，敦促他立即发布放弃帝制的命令。

　　1916 年6 月6 日，袁世凯在羞愤交加中死去，而他留给中国的则是一个烂摊子：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面对这一现状，莫理循认为袁世凯应负很大的责任。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袁世凯想穿龙袍的疯狂野心，毁了他自己的前途，也严重地连累了他的国家。”与此同时，莫理循也开始反省自己：“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的错误。”

　　袁世凯死后，莫理循尽管仍在为北洋政府工作，但已丧失信心的他决定，自己的任期一结束就将离开中国。不过就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又为北洋政府谋划了几件重大决策，首先就是极力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国际意识敏锐的莫理循便向还在台上的袁世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列举了参战的种种好处，而最主要的两点，一是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二则是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经济。由于袁世凯不久后暴亡，莫理循又向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递呈了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备忘录，劝说黎元洪参战。为了获得国际支持，他还游说日、俄、英、美等国。1917 年2 月8 日，莫理循又向掌握实权的段祺瑞递呈了关于中国参战的备忘录。3 月4 日，中国政府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眼看“一战”的局势已经明朗，协约国的取胜也只是时间问题，8 月14 日，犹豫了好几年的中国终于对德宣战。

　　“一战”结束后，莫理循又积极参与了中国政府收回权利的外交活动。1918 年12 月，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他以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技术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在伦敦，由于他连夜修改中国代表团准备提交的文件，结果劳累成疾，最终没有如愿前往巴黎。在伦敦养病期间，莫理循听到了中国代表团遭遇失败并引发国内的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消息。至此，他对于中国的所有热切期望似乎都化为了泡影。1920 年1月，莫理循没能如愿再度返回中国，而是病逝于英国的西德茅斯。他在去世前曾说：“我现在的希望是回到中国。我不愿意死，但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国，死在多年来对我如此体恤的中国人中间。”为了纪念莫理循与中国的这段情缘，人们为其修建了一座特殊的墓地，上面没有按西方惯例树立十字架而是用中国样式的汉白玉围栏围起，墓碑上则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值得一提的是，1917 年，即将结束自己中国顾问任期的莫理循决定出手所收藏的所有东方文献。消息传出后，不少国家的机构和学者纷纷表示关注，其中尤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最为积极。但莫理循其实是想把图书留在中国的。据说他曾公开提出：“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遗憾的是，由于北洋政府正陷入军阀混战，经费紧张，根本就无暇顾及文化事业，而一些民间人士也因为价格问题望而却步。结果，一向善于在这方面“捡漏”的日本再次捷足先登。莫理循以3.5 万英镑的价格将所藏图书卖给了日本三菱财团。后来，日本人在莫理循文库的基础上建立了东洋文库。

　　第二篇折冲

　　三、保卫外蒙：舌战恰克图

　　1915 年6 月7 日，农历乙卯年四月二十五，星期一。

　　北京的春天虽已渐渐离去，可大总统袁世凯这天的心情却是如沐春风。刚一上班，外交部便传来好消息。从遥远的恰克图传来的电报称：中、俄、蒙三方代表已共同签订了《中俄蒙协约》，至此，这场持续时间长达九个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谈判总算宣告结束了。看到这封电报，袁大总统不禁长出一口气，回想起此前同俄国人以及外蒙古独立分子之间的种种较量，这位政治强人也是百感交集。

　　1911 年清王朝分崩离析之际，在原本属于中国版图的外蒙，分裂派王公贵族乘机蠢蠢欲动，图谋独立。中华民国建立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动和支持下，外蒙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在分裂势力的拥戴下宣布独立，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并自封皇帝，国号“共戴”。虽然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但哲布尊丹巴的分裂活动仍遭到一部分外蒙王公的反对，结果分裂分子竟将反对分裂的图盟墨尔根王囚禁在库伦。

　　针对外蒙分裂势力的猖獗活动，当时的民国政府虽然刚刚成立，但也在第一时间采取了行动。1912 年1 月，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就致电外蒙王公和喇嘛，揭露沙俄政府的狼子野心，请他们速派代表来南京参与商议，但都没有得到回应。3 月10 日，孙中山宣布辞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就任之初，袁大总统就必须处理外蒙这个棘手的问题。袁世凯很清楚，当此内忧外患之际，自己所要做的，首先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对于分裂分子不但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要立场明确，态度坚定。

　　1912 年3 月15 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仅仅5 天后，袁世凯就致电哲布尊丹巴，内称：

　　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贵喇嘛慈爱群生，宅心公溥。用特详述利害，以免误会。各洲独立之国，必其人民、财赋、兵力、政治，皆足自存，乃可成一国，而不为外人所吞噬。蒙古地面虽广，人数过少。合各蒙计之，尚不如内地一小省之数。以蒙民生计窘迫，财赋所入至微，外蒙壮丁，日求一饱，尚不可得。今乃欲责令出设官、养兵、购械诸费，不背畔则填沟壑，何所取给？若借之于人，则太阿倒持，必至喧宾夺主。又自奉黄教以来，好生忌杀，已成天性。各部壮丁，只知骑射，刀矛尚不能备，何论枪炮？欲议攻战，必无可恃。政治则沿贵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较各洲强国，万无可企，更难自立。且各蒙并未尽能服从，贵喇嘛号令所及者，仅图、车、赛音三部，且闻尚未尽服。阅时稍久，人怨财匮，大众离心，虽悔何及？试问百年以来，凡近于蒙古而不隶中国之蒙、回各部，有一自存否？有不为人郡县者否？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犹堂奥之于庭户，合则两利，离则两伤。今论全国力量，足以化外蒙之贫弱为富强，置于安全之域。旧日粃政，当此新基创始，自必力为扫除。此外若有要求，但能取销（消）独立，皆可商酌。贵喇嘛识见通达，必能审择祸福。切勿惑于邪说，贻外蒙无穷之祸。竭诚致告，即希见复。

　　面对袁世凯苦口婆心的劝告，布尊丹巴在3 月25 日的复电中百般狡辩：

　　顷承电示，谆谆告诫，感愧莫名。客冬，外蒙以时势危迫，宣布独立，共推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蒙古国君王。不得已俯顺舆情，已允其请，布告中外，良用歉然。此次起义，本为保种、保教、保全领土起见，并非别有希冀，亦非惑于邪说，实困于虐政耳。所谓外蒙人数过少，贫弱已极，并不知兵，难期立国，均属实情。足征大总统策画至远，转危为安，秦镜高悬，无微不至。至祸福利害，惟仰贵大总统曲体与否。倘荷玉成，俾资勤修内政，敦睦邦交，妥筹边防，巩固国基，则不惟外蒙得以保全，即中国亦无北顾之忧矣。本哲布尊丹巴，生虽不敏。亦知处邻之道，端在乐天畏天。言念及此，殊深翘企。如云杀人盈城盈野，率土地而食人肉，仁者不为。文明大国，亦不忍言此。外蒙僻处绝域，逼近强邻，势如累卵，四皆强霸，倘有不虞，必为台湾、朝鲜之续。中国远隔海隅，鞭长莫及，军民虽众，恐无所用之。外蒙间于列强，进退维谷，苟不独立，何以自存？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舍独立犹如敝屣，但独立自主，系在清帝辞政以前，业经布告中外，起灭何能自由？必欲如此，请即商之邻邦，杜绝异议，方合时势。外蒙之存亡，在公之操纵。操之过激，不溃即溢，则何异于为丛驱爵（雀）？尚希广发佛心，大施汲引，玉成此举，以免群生沟壑之忧，即造万世无量之福，何幸如之。大局攸关，用敢冒昧直陈。仍祈不弃，时锡（赐）指南，俾免陨越。

　　1912 年4 月22 日，为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强调“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该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或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将来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内政”。与此同时，他又措辞严厉地电告哲布尊丹巴：“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已经总揽政务权，举付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地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托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现各省将领，以领土损失，治权亏缺，愤慨甚烈，各思纠集健儿，以与贵喇嘛相见。”袁世凯愤而祭出军事威慑的大棒，可不仅仅是停留在嘴皮子上的，而是断然采取了实际行动。他下令热河、张家口、山西、绥远等邻近内蒙古的驻军联合采取行动，对胆敢来犯的外蒙叛军坚决予以打击，从而极大地震慑了所谓的“大蒙古国”政权。与此同时，袁世凯又巧妙地大搞统战工作，不动声色地分化瓦解外蒙分裂势力。8 月，中央政府公布最新出台的《蒙古待遇条例》，提高蒙古王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对于及时脱离“大蒙古国”分裂政权的高级官员同样给予优待。例如在一度“大蒙古国”分裂政权出任“陆军部”侍郎的那贝勒，在迷途知返从库伦前来北京投诚时，袁世凯不但亲自接见，还破格封其为郡王。这一事件在蒙古上层贵族中引起巨大反响，此前许多投入分裂阵营的王公大臣陆续改变立场，宣布效忠北京。为改变被动的局面，哲布尊丹巴便积极投靠沙俄政府，后者也干脆走向前台与中国政府对抗。

　　1912 年10 月，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居然背着中国政府擅自与“大蒙古国”当局谈判。尽管袁世凯政府通过多种外交途径抗议沙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但后者仍于12 月3 日同“大蒙古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俄蒙协约专条》，完全忽视中国在外蒙的主权。《俄蒙协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国内顿时舆论哗然，外交总长梁如浩被迫辞职，袁世凯下令由老牌外交家陆徵祥继任外交总长，同时强烈要求沙俄政府召回廓索维慈。1913 年5 月，陆徵祥与新任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展开谈判，但是他们所达成的协议《解决蒙事条文六款》又被北京政府的参议院否决。无奈之下，陆徵祥也被迫辞职，由孙宝琦接任外交总长并继续同库朋斯齐谈判，最终达成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声明文件。

　　第二篇折冲

　　中俄在外蒙主权问题上达成妥协后，眼看执意搞分裂不得人心，所谓的“大蒙古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上1914 年第一次世界爆发后沙俄无暇顾及蒙古事务，最终在中国中央政府压力下，哲布尊丹巴被迫答应双方各派人员进行谈判。趁着有利时机，袁世凯当即派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那彦图为交涉代表前往库伦。中、俄、外蒙三方商定，从1914 年9 月8 日起在恰克图举行会议具体讨论外蒙事务。俄方全权专使为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密勒尔，蒙方专使为内务大臣额尔德尼达喇嘛达钖札布（后改为司法副大臣色楞丹津）等，北京政府全权专使为都统衔毕桂芳和驻墨西哥公使陈箓。就在代表团从北京出发前，袁大总统专门召见毕桂芳和陈箓，指示要将“大蒙古国”库伦政权取消独立、取消“共戴”年号、取消帝号等作为开议的先决条件。

　　恰克图会议开始后，由于三方立场差别很大，因此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经常是唇枪舌剑一天却毫无进展。面对态度蛮横的沙俄和外蒙代表，中方代表也拒不妥协。就这样，三方的谈判一致持续了长达9 个月的时间，正式会议总共多达48 次。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局势对沙俄政府不利，它最终不得不与外蒙方代表一起妥协，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废除国号、年号、帝号以及政府名义，哲布尊丹巴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1915 年6 月7 日，三方代表签订《恰克图协约》。就在协约签订的当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照旧，并赦免所有参加库伦独立的人员。两天后，哲布尊丹巴致电北京，宣布正式取消“独立”及国号年号。根据协约，北京政府在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任命都护使，在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佐理专员公署，任命佐理员，从而在法律意义上恢复了对外蒙的主权。

　　在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中，虽然由于国力的虚弱和国际形势的不利，袁世凯政府对外蒙的独立企图和沙俄的野心只能作有限的抵制，但在基本的主权问题上，外交官们却能做到毫不妥协，与对方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客观地讲，在那样一种情形下，能够捍卫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使所谓的“大蒙古国”闹剧偃旗息鼓，是值得肯定的一件历史功绩。恰克图谈判结束时三方代表合影，前排右二为陈箓

　　取消独立后，外蒙王公在北京与中央政府官员合影虽然在袁世凯任内，外蒙的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不过没过多久，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突变，外蒙问题再度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1917 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眼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失去了靠山，原本还存有分裂念头的哲布尊丹巴集团终于决定彻底回归中国。在他们的请求

　　下，北京政府派驻库伦都护使陈毅前往谈判，并达成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四条》，外蒙方面答应完全取消自治。却不料当该条约在外蒙“议会”表决时，竟遭到强硬分裂势力的否决，于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决定以更强硬的政策解决外蒙问题。而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正是当年袁世凯最反感的徐树铮。

　　前已述及，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信赖的心腹，此人颇具才干和计谋，人称北洋集团中的“小徐”。1914 年5 月，当段祺瑞出任陆军总长时，就执意由年仅34 岁的徐树铮任次长。不过由于袁世凯对“小徐”一向不感冒，他同老部下段祺瑞也因此闹得很不愉快。二人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双双离职。随着袁世凯败亡，段祺瑞再度崛起，出任黎元洪政府的国务总理，随即便任命徐树铮为陆军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在黎元洪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徐树铮巧妙施展手腕，先诱使张勋搞复辟赶走黎元洪，而后又协助段祺瑞策划“讨逆军”赶走张勋。在段祺瑞复任总理兼陆军总长后，立刻任徐树铮为陆军次长兼西徐树铮北筹边使，晋升为上将军衔。不久，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派出十万劳工赴欧的同时，段祺瑞政府还积极谋划组建军队参战。为此，段祺瑞任命徐树铮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并从日本借得巨款和武器供其编练参战军。不过随着1918 年德国战败，已经编练好的参战军又改名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恰在此时，外蒙顽固派搞起了分裂，于是徐树铮麾下的精锐之师便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1919 年10 月，徐树铮率领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让陈毅回内地，也否定了《六十四条》。他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并将其他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活佛加以软禁。11 月17 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同时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即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终于回到中国怀抱，至此，不仅外蒙及乌梁海，西北内蒙各盟旗及西北陕甘新疆皆在徐树铮统辖之下，进一步遏制地方分裂及外国列强渗透势力！对于徐树铮的贡献，就连与北京政府对立的孙中山都曾予以极高的评价：“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至于哲布尊丹巴本人，虽然在1921 年曾又在白俄军队的扶植下复位，但不久便被蒙古人民革命党架空为立宪君主。哲布尊丹巴于1924 年死后，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活佛不再转世，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四、老朋友朱尔典变脸了

　　1915 年10 月28 日，农历乙卯年九月二十日，星期四。

　　下午，外交总长陆徵祥接见了三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分别是英国、俄国及日本的驻华公使。一番寒暄后，正当陆总长猜测客人们来访的目的时，日本公使作为代表首先开口表明来意：“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公使说完后，还未等陆总长应答，英国公使和俄国公使也迫不及待地附和，对于日本公使的意见完全表示同意，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否真要改行帝制。

　　第二篇折冲

　　口头发言结束之后，三位公使又拿出一份正式的公文交给陆总长，其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从这份公文不难看出，对于中国政府正如火如荼筹备的改行帝制，三位公使显然深感不满，甚至不顾情面地使用了严厉的措辞予以警告。粗略阅读完他们的公文后，陆总长到底是外交老手了，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却表面上若无其事地答复说：“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

　　送走客人后，陆总长深知事态严重，赶紧亲自拿着文件去中南海向袁大总统当面汇报情况。而在听完汇报后，袁世凯顿时面色铁青，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来回踱步。此时他心里暗自困惑，原本这些国家不是一直表态支持自己推行帝制吗？如今为何突然就变脸了？再说即使日本和俄国人变脸还能理解，而英国公使朱尔典可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了，为何也如此起劲地凑热闹？想到这一点，原本为将要当皇帝而兴奋不已的袁世凯不禁情绪骤然低落，甚至有些悲从中来的感觉。

　　说起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之间的交情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是英国近代著名外交官，出生于爱尔兰，毕业于著名的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自从1876 年来到中国在北京使馆担任见习翻译员起，除了曾短暂在朝鲜任职外，几乎一直活跃于驻华外交圈，1898 年升为驻华代理公使，1906 年成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直至1920 年退休。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与各界人士交往密切，因此他不但对这个国家的国情十分了解，还与许多重要人物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就连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也一直将其视为最好的外国朋友之一。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时任英国驻朝鲜总领事的朱尔典就与正在汉城负责处理朝鲜事务的袁世凯相识，并由于共同的外交诉求而成为密友。中日开战前夕，当得悉日本人准备暗杀袁世凯的消息后，朱尔典义无反顾地帮助其秘密登上英国军舰返回天津。对于朱尔典的救命之恩，袁世凯一直心存感激。1906 年，在袁世凯另一位英国朋友、《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极力游说下，朱尔典才最终正式出任英国108 1915，中国表情驻华公使。在清末民初的十余年间，作为袁世凯最亲密的外国朋友之一，朱尔典几乎成为其半个政治顾问，经常对他的外交政策施加重大影响。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与许多西方外交官一样，朱尔典也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掌控中国局势，平息革命，因此便利用自己驻华公使的身份公开呼吁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否则便无法保证中国的秩序和外国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不顾外交惯例，多次拜访清廷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并对其施加压力。朱尔典的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的态度，而袁世凯最终也如愿重新出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也被迫同意由其出任新政权的领导人。

　　1912 年2 月15 日，袁世凯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朱尔典第一时间致电祝贺老友。当天，在就此事发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电报中，他还忍不住兴奋地对袁世凯大加赞赏：“袁世凯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尽快缩短清帝退位与建立南北联合政府之间的间隔时间。为了这个目的，他打算把许多引人注目的事情挤在一天内进行。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天发生过这么多的事情。颁布清帝退位的谕旨，孙逸仙辞去临时总统的职务，南京的国民参议院选举他本人为总统，以及南北混合内阁就职等事，都将在一天的时间内进行。新政府将从这位多才多艺的政治家的头脑中立即产生，他为了完成乱中求治的伟大任务做了充分准备。”3 月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而此前一天，为了获得列强的支持，袁世凯还专门向朱尔典求助希望后者在是否邀请各国使节出席典礼等问题上提供意见。

　　袁世凯执政之后，每当遇到困难时，朱尔典总会施以援手。例如当北京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而被迫向列强举债时，朱尔典本来是不赞同一个政府盲目地举借外债的，可对袁世凯的行动却坚决支持，并为其辩解称：“总统正确地把财政问题摆在他的计划的最前面，并坦率地承认，必须求助于外国资金，以满足行政方面的需要。暂时发行公债和最后商谈一笔大借款，被认为是处理局势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同时在内政方面，朱尔典也极力支持袁世凯，为此甚至不惜得罪其他的中国朋友。比如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原本同朱尔典也有很深的交情。然而当唐绍仪因为对袁世凯的独裁不满而愤然辞职后，朱尔典却指责他是为了争权，是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对付袁世凯。的确，在民国初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朱尔典始终对袁世凯充满信心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而袁世凯也非常信赖这这位爱尔兰朋友，许多国家大事都向其请教。作为一名外交官，按理说应该在驻在国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纷争，但朱尔典却俨然成了袁世凯的高参。当然，也正因如此，朱尔典在北京外交使团中渐渐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威望，一度成了在华首席公使。

　　不过正如英国人自己所说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19 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语）。”或许袁世凯当初并不知道这句话，但很快就会从朱尔典那里明白这番道理了。

　　的确，自1906 年出任英国驻华公使以来，朱尔典为袁世凯夺取最高权力贡献了不少智慧，即使后者公然践踏民主、推行独裁他也表示支持和理解。可是不要忘了，朱尔典的首要身份是英国驻华公使，这就注定其处事的角度和立场必然是站在维护英国的利益上的。别看他在单纯涉及中国内政的众多节点上全力支持袁世凯，可一旦涉及与英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他马上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了。

　　第二篇折冲

　　1912 年8 月，袁世凯刚刚出任大总统不久，内政外交都面临许多困境。然而就在此时，他的好朋友朱尔典突然在西藏问题上挑起事端。原来早在清朝末年，英国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向西藏渗透。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政府策动西藏部分反动分子叛乱，企图搞所谓西藏“独立”。在明显涉及中国主权的西藏问题上，朱尔典可是站在英国政府立场上的。1912年8 月17 日，朱尔典代表英国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不准中国政府干涉西藏‘内政’、反对把西藏当作行省看待、不准中国在西藏驻军、只准在拉萨设一代表和适当的卫队”等声明。当朱尔典提出这些蛮横无理的

　　外交声明时，根本就不考虑袁世凯能否接受。反观袁世凯，尽管对英国人的外交讹诈也非常生气，但因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又离不开英国的帮助，最终不得不妥协，在朱尔典的压力下答应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1913 年10 月，袁世凯政府派代表到印度西姆拉参加“中英藏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一个所谓解决方案，规定中国不得驻兵西藏，西藏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袁世凯政府对此拒绝接受，始终坚持对西藏享有绝对的主权。通过这件事，袁世凯或许已经明白，朱尔典尽管号称对华友好，但一旦牵扯到英国的利益，看来对老朋友一点也不客气呀。

　　当然，在袁世凯与朱尔典的交往中，类似于西藏问题的纠葛只能算是小插曲，友好依旧是主旋律。可到了1915 年袁世凯谋划推行帝制最关键的节点，不曾想朱尔典竟然罕见地演了回大变脸。

　　当袁世凯谋划推行帝制时，原本以为能得到英、日、德、俄等国家的支持，因为这些国家实行的也都是君主制。却不料打一开始，除了德国早先表示支持之外，英、日、俄等国的态度都很模糊，反倒是实行共和制的美国态度友好地表示支持袁世凯的计划。当袁世凯派人与老朋友朱尔典进行沟通时，后者直截了当地提出，英国政府也不是反对他推行帝制，但鉴于目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紧要关头，因此为了世界时局的稳定，决定不支持其现在就称帝。对于老朋友的心思，袁世凯可能并不清楚。朱尔典从一开始就对他指出：“我个人认为此问题应推迟到欧战结束后，以便让英国和其他友好大国有时间重新维护在华利益。”说白了就是，英国担心改行帝制可能引起中国混乱，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对于袁世凯试图推行帝制的念头，朱尔典甚至毫不客气地声称：“我注意到英国对总统评价甚高，总统作为执政者克服了很多困难，牢牢地掌控着中国。但如果他违背总统就职誓言，他的声誉将受损。”

　　为进一步取得英国的谅解和支持，仍不死心的袁世凯亲自出马，于1915 年10 月2 日会见了朱尔典，通过他们之间的秘密谈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双方在称帝一事上显然存有很大分歧。

　　朱：“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袁：“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

　　朱：“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袁：“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责。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朱：“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时取利似亦难言。”

　　袁：“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忙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视民意而从违。若仍行共和政体，大总统任满可以休息养老；若君主政体，则责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胜。”

　　朱：“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无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之权，皆不及也。”袁：“贵公使此论颇合情理，余处现时地位，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余应担二十分，而各部应担八十分，乃为公允。”

　　朱：“若他人担如此重任，眠食俱废矣。”

　　袁：“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惟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朱：“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从何而兴乎？”

　　袁：“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到也。”

　　朱：“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

　　最后朱尔典说：“当你通过梁士诒和其他代表想弄清我的意见时，我一直强烈不赞成改制。没必要解释说我这样做不是出于反对你，而是因为我担心中国的未来，中国会为现存的混乱的世界局势添乱，我似乎认为中国正面临迅速变化引起的巨大危险，这种变化在欧战结束前要阻止。”

　　第二篇折冲

　　或许是顾及多年的交情，当着袁世凯的面，朱尔典并未直截了当地给其泼冷水，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委婉的劝阻之意。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老朋友的留面子，袁世凯却无法领会。本来朱尔典的意思是希望袁世凯能在控制政局的前提下再考虑称帝，但后者却理解成了英国支持他的行动。结果就在袁世凯自我感觉良好地继续前进时，老朋友却已暗中与日本人协商共同向他施压了。与英国人的小算盘一样，日本人也是担心袁世凯称帝会引发动乱，从而会损害其在华利益。1915 年10 月5 日，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幡酉吉致电英国外交部：“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活跃的袁世凯称帝运动，这将会招致南方极大的反对，在华引起一场革命。在北京举行的外国公使会议上，大多数人赞成不到欧战结束不鼓励这场运动。德国公使不同意这种看法，已对袁世凯秘密承诺，公开支持他称帝。日本政府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希望同英国政府协商，以便两国政府达成意见一致，共同采取行动。”除了积极联络英国外，日本还呼吁俄、法、美等国采取一致行动干涉袁世凯的称帝计划。于是在10 月28 日，就发生了开头出现的一幕。

　　对于老朋友的大变脸，袁世凯可谓始料未及，不啻当头一棒。受此打击，他曾暗中指示手下暂缓帝制行动。1915 年11 月3 日，外交总长陆徵祥私下里对朱尔典透露袁世凯可能推迟帝制计划，并询问应推迟多久。朱尔典毫不客气地说，应该到欧战结束再考虑。与此同时，袁世凯本人也曾亲自出面向西方媒体澄清自己没有称帝的计划。在11 月22 日出版的美国《独立周刊》上，刊登了一篇对袁世凯的专访。专访中，他信誓旦旦地对记者表示：“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就在昨天，国会建议我下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命令正在制定，将在两个星期内颁布。我希望，在12 月末或1 月初召集大会。大会将有重要行动，但并不与变动政府形式发生联系，尽管我希望某些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省级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相当认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

　　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袁世凯在玩政治假动作，这边刚糊弄完西方媒体，那边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称帝了。1915 年12 月13 日，袁世凯在中南海草草举行了登基大典。为了尽快获得英、日等大国的承认，外交部于20 日分别通知日、英公使说：“奥、德公使分别于16、17 日访问外交部，祝贺建立帝制。他们要求会见总统，祝贺他当选为皇帝。”对于袁世凯的暗示，朱尔典却举棋不定。据说当时曾传出一件趣闻：朱尔典一日见袁曰：“明岁登极，尔典虽为大总统老友，再不能随意出入，抱膝谈

　　话，进退必循国家礼节。老友资格，自当降下。”袁曰：“予与贵使数十年交情，前清以来，赖贵使支持予者多年，一旦正位，尤赖贵国赞助。贵使为予故人，有何形迹之可言？往来笑谈，当如常耳。”由此可见，虽然政治理念已渐行渐远，但朱、袁二人的私交仍很深。可是面对国家利益，朱尔典在袁世凯最需要国际支持的时刻却始终态度冷漠。

　　1916 年1 月7 日，朱尔典在就是否承认袁世凯称帝一事与日本公使交换意见时说：“我似乎认为我们或者承认他，或者面临袁世凯从公众生活中消失、增加中国内乱前景的可能选择。”当日本公使建议“举行第二次投票，看看这个国家是否真的希望帝制或共和”时，朱尔典说：“90%的人民不希望别的，就是想过平静的生活。上述建议是避免麻烦的最迅速的办法。”而鉴于英国政府的立场，原本还打算承认袁世凯称帝的日本政府也来了个大变脸，由之前的劝告变成了警告。

　　在1916 年年初，为了获得日本政府的承认，袁世凯便打着祝贺大正天皇加冕并赠发大总统级勋位的名义，准备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于1 月24 日赴日密谈。为了表示诚意，袁世凯特地晋升周自齐为上卿，并派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待遇为副使。起初，日本方面对于袁世凯的主动示好还是欢迎的，当即回复北京称届时将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就在周自齐准备出发之前的1916 年1 月14 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还在使馆内专门设宴为其饯行。却不料就在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行。而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也打来紧急电报称，日本方面请周特使展期成行，大勋位未便接受，而其理由便是因为中国政体发生了改变。

　　此次外交风波之后不久，西南诸省在蔡锷等人的领导下发起了护国战争，袁世凯顿时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最终不得不准备取消帝制。就在正式发布命令前两天，1916 年3 月20 日，袁世凯再度派人与朱尔典会谈，希望后者提出建议和指导意见。朱尔典认为，取消帝制是最好的拯救形势的方法。眼见连英国也明确赞成取消帝制，彻底死了心的袁世凯便于22 日正式发表申令：“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在随后袁世凯政府与护国军之间的战争中，朱尔典虽然从感情上并不喜欢蔡锷、李烈钧等人，但却始终保持中立，再也没有对袁世凯提供过支持。不过国事归国事，情感归情感。当袁世凯最终身败名裂、忧惧而亡之后，朱尔典对这位老朋友的结局依然表现出了巨大的悲痛。6月13 日，就在袁世凯死后一个星期，他还难掩伤心之情地在一封信中感慨道：“我对此人颇怀好感，他虽不幸逝世，但音容仍在……他早年在朝鲜就结识了不少英国友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是英国的一位忠诚朋友。他虽不懂英语，但却能说出他所有英国朋友的姓名，经常向我谈及他们之间的往事。几乎就在最后一次见面之际，他仍向我讲述：从早年时代开始，他就一直和英国人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并懂得如何信任他们，喜欢他们。任命英国顾问，聘请英国教师教授其子弟，遣送三个儿子赴英留学，向英国捐赠作战基金，赞赏大英帝国的观点，凡此种种，足以证明。”

　　第四篇革命

　　1915 年，民国四年，辛亥革命已成往事，袁世凯的统治空前稳固，再谈革命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在这一年，却有一些革命者再度引起社会的关注。这当中，既有曾经威风八面的“绿林”革命家王金发死于非命的悲剧，也有当年人见人怕的女权先驱沈佩贞卷入桃色新闻的闹剧；既有革命领袖孙中山收获爱情的喜剧，也有蔡锷将军巧妙逃离北京举起讨袁大旗的传奇剧。

　　二、沈佩贞：总统女门生的“桃色门”[干爹门]

　　1915 年6 月13 日，农历五月初一，星期日。

　　这天晚上，自认平生还算见多识广的刘成禺真可谓大开了一回眼界。当他与朋友在北京南城一家酒馆吃完饭后返回位于宣武区臧家桥胡同的住宅，途经南横街时，忽然看见《神州日报》主编汪彭年的私宅外面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旁边还站着一些警察。由于同汪彭年颇有交情，好奇的刘成禺便拨开人群挤进去一看究竟。结果他并没有发现主人汪彭年的影子，倒是看到恰好在汪宅借住的江西籍议员郭同正灰头土脸地左手提着裤子，右手正指着对面二三十名妇人破口大骂。而这些妇人中，打头的居然是赫赫有名的“总统门生”沈佩贞。由于同对骂双方都是老相识，加之横竖饭后无事，好管闲事的刘成禺便走上前去打探个明白，看看这些素日的体面人缘何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闹到如此地步。

　　通过现场冲突各方的七嘴八舌一通诉说，刘成禺总算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据沈佩贞叙述，她之所以带着一大帮女将来汪彭年家砸场子，实在是气愤于后者蓄意破坏她的名声。沈氏所言之事，刘成禺倒也有所耳闻。原来在前些日子，汪彭年所主持的《神州日报》公然连续三天刊登了关于沈佩贞的带有桃色新闻性质的系列报道。这组题为《沈佩贞大闹醒春居记》的报道说的是，1915 年5 月份的一天，沈佩贞召集了一帮朋友三十余人在北京东四七条胡同内的“醒春居”饭馆聚餐。席间有男宾客趁醉提议所有在场的女宾客脱掉鞋袜，然后大家以“闻臭脚”做酒令，顺着行酒，即用此三字，连贯成文，要全用成语，如令到不成的，罚饮一茶杯绍兴酒并闻臭脚一次。结果在当天的男宾客中只有一人没有被罚闻臭脚，而第一个被罚闻臭脚的男宾客则是前清室贵族载振。有些男宾客更是故意被罚闻臭脚以一亲芳泽，看作无上艳福。当时的现场真可谓丑态百出，浪声笑语不绝于耳。报道最后说，当席间有人逼迫沈佩贞遵行酒令，同意男宾客嗅其裸足时，她当即勃然大怒掀席大骂而去。

　　当看到《神州日报》的报道后，一向心高气傲的沈佩贞极其愤怒，随即便以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为由找到该报主编汪彭年讨说法，要求后者登报澄清事实并赔礼认罪。可是姓汪的不但断然予以拒绝，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在报纸上刊登有关沈佩贞同上层人士的各种“秘闻”，内容甚至涉及步军统领江朝宗、袁大总统的红人段芝贵等。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汪彭年自然难逃围攻。于是在1915 年6 月13 日这天，沈佩贞率领手下的女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二三十人，加上干爹江朝宗特派的十多名士兵，气势汹汹地杀向汪彭年府上。老汪一见情势不妙，赶紧从后门悄悄溜走。沈佩贞等人找不到汪彭年，便开始在其住宅内一通叫骂和破坏。

　　可巧这天国会议员郭同正好有事借住在汪家，便出来同娘子军们理论了几句。而沈佩贞等人则正为寻汪彭年不遇而无处撒气呢，于是老郭便糊里糊涂做了替罪羊，被这群女将暴打一顿，连裤腰带都扯断了，所以只好一手提着裤子大骂。

　　了解到大致缘由后，刘成禺费了半天口舌才将冲突双方劝离现场。此事过后，刘成禺原本以为这件事跟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料过了几天，由于涉事双方都非省油的灯，拒绝调解，最终郭同一纸诉状告到京师地方审判庭，指控沈佩贞等人将其打伤。法庭立案后，鉴于事发当天的情形，除传唤涉事双方出庭应诉外，还将汪彭年和刘成禺列为证人，要求他们出庭作证。消息一经传出，整个京城都为之轰动了。尤其是作为被告的肇事者沈佩贞，顿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

　　虽然沈佩贞这个名字到1915 年6 月才成为京城最热议的话题，但实际上，作为民国初年为数不多的女中豪杰，她的来头也不算小。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期间还是在民国建立之初的女子参政运动中，她都曾有一段辉煌的经历呢。

　　沈佩贞，其生卒年代不详，据1915 年的一篇报道称：“沈佩贞，号义新，原名慕贞，号少华。桂人，生于粤。”此女子早在清末就开始从事革命，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曾先后在杭州、天津、上海等地组织女子敢死队，在革命第一线冲锋陷阵，因而被誉为“女界之伟人”。1912 年年初，上海的《申报》曾称赞说：“沈佩贞女士，去年曾要求满政府速开国会不允，遂奔走两粤，跋涉三江，提倡革命。……其志愿，要在推倒满政府，扫除专制政体，建设共和民国。才识高卓，诚近今女界之伟人也。” 1913 年2 月12 日，民国政府在先农坛举办了一次清帝下诏逊位一周年纪念会，会场中赫然悬挂有沈佩贞参加革命时曾穿过的军装。而当时，沈佩贞身着戎装的半身照片一度流传全国。

　　民国成立后，沈佩贞开始投身于女子参政运动，成为近代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在后人的印象中，晚清民初的女性似乎是很矛盾的一个群体。一方面，大多数妇女还停留在小脚女人的阶段，而与此同时，已有相当一部分接受了新式教育、走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新式女性。追溯起来，中国近代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最早起始于戊戌变法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出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各种女子革命组织现质的飞跃。这一时期，革命先驱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倡导妇女解放的新观念，提倡并兴办女学，组织女子参军参战，进而以政党和妇女社团为依托，谋求妇女参政，使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自清朝末年以来，一些最早逃离了“小脚”束缚的女性已经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涌现出以秋瑾为首的杰出代表。特别是武昌起义爆发后，进步女性纷纷组织女子军、北伐队和各种筹款团体，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据记载，当时许多地方均有这样的组织，例如湖北有吴淑卿和曹道新所领导的女子军，浙江有尹氏姐妹组建的“浙江女子国民军”，广州有邹鲁、高剑父等发起的“广东女子北伐队”，上海有薛素贞发起的“女国民军”、陈婉衍发起的“女子北伐光复军”、葛敬华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吴木兰发起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及沈佩贞发起的“女子尚武会”等。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时期投身革命斗争的女性，有姓名可查的即达380 多人。正因如此，后来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成功经验时曾说：“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勇征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按理说，这些女性既然在革命斗争中扮演了如此醒目的角色，那她们自然会将目光放在日后的参政上。果然，新政权一成立，一些革命女性便向参议院提出妇女参政的要求，进而发动了一场轰动社会的妇女参政运动。

　　第四篇革命

　　由于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没有女子参政的规定，沈佩贞等人遂在南京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随后又与唐群英等女界领袖北上进京请愿，要求国会在制定选举法时，明确女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声明：如果参议院不赞成这个提议，将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在屡屡遭到拒绝后，1912 年3 月20 日，趁参议院开会之机，沈佩贞等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一脚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对于这件事，鲁迅先生后来还曾在杂文《关于妇女解放》里调侃道：“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1912 年8 月25 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大名鼎鼎的革命元勋宋教仁被一个女人打了耳光！[“唐群英掌掴宋教仁”宋教仁被一个女人打了耳光]事情是这样的：当天，在地处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内，由原先的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以准备接下来的内阁选举。对于这次会议，国民党内相当重视，近两千人参加了会议，与会的领导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等。不料在进入宣布新党章这项议程时，由于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坐在台下的唐群英、沈佩贞等一干女性革命元老愤然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讨要公道，末了，情绪辛亥革命时著名女界领袖唐群英，当年曾同沈佩贞等一起为女权运动奔走呼号民国时期的女子参政运动激动的唐群英竟结结实实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好在众人从旁极力劝解，宋教仁才捂着面颊全身而退，混乱的会场总算恢复了秩序。第二天，京城各大媒体便纷纷登出“唐群英掌掴宋教仁”的新闻，一时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在后来的女子参政运动中，沈佩贞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呼吁：如不能达到参政之目的，就要以极端手段对待男子，“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此事一度传为笑谈。再到后来，由于袁世凯的压制，女子参政运动最终不了了之，唐群英等女界领袖也纷纷隐退。不过与她们不同的是，沈佩贞此后走上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

　　在争取女子参政权没能成功后，沈佩贞仍继续活跃在北洋政坛上。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她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先认步军统领江朝宗为“义父”，又认武卫军总司令段芝贵为“叔父”。在此二位大佬的帮衬下，沈佩贞居然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的“门生”。据说当年她所使用的名片上，正中间一行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而下边一行竟是“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与袁大总统攀起了交情。原来，沈佩贞年少时曾在北洋学堂就读，而袁世凯是该校的创办人，所以袁世凯便一时心软，不但默认了这位女“门生”，还任命其为总统府顾问，还曾令其赴绥远担任将辛亥革命领袖之一的宋教仁，当年曾因女权问题而遭到沈佩贞等人的掌掴步军统领江朝宗，据说沈佩贞曾认其为义父军府高级参议。凭着这路手段，沈佩贞一度在北京城活得有滋有味，名利双收，成了不折不扣的“洪宪女臣”。不过好景不长，由于行事过于张扬，加之与那些权贵们之间不清不楚的关系，沈佩贞也成为了媒体舆论的攻击目标，这才有了所谓的“醒春居”丑闻和《神州日报》风波。

　　眼见昔日的“女界之伟人”挑起了这么大的事儿，京城的媒体顿时热闹起来。在众多媒体的炒作下，沈佩贞一时恶名远扬，而江朝宗、袁世凯等人也对她不再袒护。经过审判，郭同胜诉，沈佩贞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并赔偿大洋四十元。其实平心而论，沈佩贞在这桩桃色事件中完全属于受害者，反倒是报界的记者们在幕后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首先《神州日报》的报道本来就有凭空捏造、哗众取宠的嫌疑，其次在事发后报界又极力鼓动郭同提起诉讼，最后在法庭上舆论界又围观起哄。据当年北京《顺天时报》刊登的报道，当天在法庭上的情形几乎就是一场闹剧，毫无法律所应有的严肃：“京师各部次长以下官，及社会闻人数千人，均坐骑楼。尹朝桢莅庭审判，先传郭同，次传沈佩贞等，次传证人汪，次传证人刘。尹示刘曰：‘先宣誓，据实作证。’刘曰：‘据实直述，当日男女相骂，状态奇丑，不堪入耳，照话直说，犯法不犯法？’骑楼上人大嚷曰：‘不犯法，不犯法。’尹乃令宣誓，刘即据事直陈；尹以所述过于丑恶，似不欲闻。刘曰：‘庭长不愿听，不必再说下去，再说犯法。’骑楼上人又大嚷曰：‘说下去，不犯法。’”面对如此场面，即便是曾经威风八面的女中豪杰，沈佩贞也只能如弱女子般痛哭流涕地回应：“若辈串通，有意陷害，致我身败名裂。你们有意看些笑话，毫无天良。”

　　经过此次风波的打击，沈佩贞从此一蹶不振。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她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组建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在此期间，她又结识了参议员魏肇文，后者是清末名臣魏光焘的儿子。二人同居数月后，不知何故又分道扬镳。然而不甘心被抛弃的沈佩贞或许是女权主义思想再度泛滥，竟向广州地方法庭控告魏氏赖婚，要求还自己公道。于是在时隔三年后，沈佩贞再度成为一桩桃色官司的主角。结果正如1915 年在北京上演的一幕一样，这次沈佩贞依旧是舆论界嘲讽的对象。据报

　　道，当天出庭时，沈佩贞身穿玄缎裙裤，戴着眼镜，俨然知识女性的装束，昂然立于庭中。几经周折，法官作出判决：双方是姘居性质，和正式夫妻的关系完全不同，本案撤销，不予受理。听到判决后，满腹冤屈的沈佩贞掩面痛哭走出法庭。由于对判决结果不服，她甚至专门就此事发表了一封致全国的通电。后又因她对魏肇文纠缠不休，被警方勒令离开了广州，再之后便不知所终了。据说由于深恨沈佩贞败坏了自己的名誉，魏肇文特地聘请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将这场桃色官司绘声绘色地写进了《春明外史》。

　　长期以来，对于沈佩贞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特别是同袁世凯集团的关系以及1915 年的这场风波，使得很多人为她的“堕落”而惋惜，也有人嘲讽其为民国初年的“政治宝贝”。而与此同时，也有论者通过对那些喧嚣的往事分析后认为：“沈佩贞是中国女权运动史上最具争议的一名女性，同时也是中国男权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围绕着她的是是非非，既可揭示出中国女权运动与女权人士的历史局限，更可以折射出中国男权人士的阴暗心理，以及整个男权社会摧残、消费女性权利的根深蒂固的专制。”

　　无论如何，一代“女界之伟人”的英名居然被1915 年的这桩桃色新闻毁于一旦，这诚然是沈佩贞本人的悲剧，但或许更是20 世纪初年中国新式女性的一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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