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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以大屠杀为主题的卡通画。图片来源：Rightsidenews.com

　　伊朗举办了一场描绘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国际卡通竞赛画展，不过主办方坚称该活动只是为了批判西方在表达自由方面的双重标准，而不是否认纳粹大屠杀。

　　尽管如此，美联社评论称，上周六（5月14日）开始的这场活动还是会让世界上的很多人感到震惊，并可能会让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其他试图在伊朗核协议后改善与西方关系的温和派感到尴尬。

　　这次共有来自50个国家的150份作品参展，而5月14日正是以色列的建国纪念日。很多作品描绘以色列是用大屠杀的“说辞”来转移人们对巴勒斯坦人遭遇的关注，还有不少人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希特勒作比较。

　　一些作品描绘了巴勒斯坦囚徒站在集中营式的铁丝网围栏外，还有一家耶路撒冷清真寺坐落在一面写有“劳动带来自由”口号的门后。这句口号曾出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入口。

　　内塔尼亚胡在竞赛第二天作出回应，表示以色列反对的不仅是伊朗的好战政策，还有其价值观。他在例行内阁会议上说，伊朗“否认大屠杀、嘲弄大屠杀，还在准备另一场大屠杀”，“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站出来谴责”。

　　美联社称，伊朗长久以来一直支持致力于对以色列实施破坏的武装组织，其过去的领导人也曾宣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一直对伊朗核项目心存担忧，认为其就是为了威胁以色列的存在。

　　“我们从未否认大屠杀或是嘲讽死于屠杀的受害者，”竞赛组织者塔巴塔巴伊（Masuod Shojai Tabatabaei）在开幕演讲中澄清说，“如果你发现有一件作品讽刺遇难者或是否认大屠杀，我们就会关闭这次展览。在大屠杀中失去生命的犹太人都遭受了纳粹的压迫。”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在种族清洗中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不过，对大屠杀的否认或质疑在中东地区却很普遍，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不只是以色列建国的托词，也用来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行动申辩。

　　“大屠杀意味着大批杀戮，”塔巴塔巴伊说，“我们正在见证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在加沙和巴勒斯坦的最大规模杀戮。”

　　美联社称，这次竞赛由得到伊朗强硬派支持的非政府团体组织，这些人都反对核协议，且不愿与西方进一步改善关系。竞赛将授予16位入围者总计约5万美元的奖金，其中最高奖项得主将获1.2万美元奖金。展览将持续到5月30日。

　　伊朗还批评西方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描绘，称西方国家能容忍对伊斯兰教的冒犯，却不能容忍对大屠杀的质疑或否认。

　　2006年时，伊朗也曾在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任上举办过一次类似的竞赛。艾哈迈迪内贾德也是一位强硬派人物，一直称大屠杀是个“谎言”，并一再预测以色列的消亡。

　　当年的竞赛是为了回应丹麦《日德兰邮报》2005年讽刺穆斯林先知的系列卡通作品，那些作品在全世界引发了抗议活动。

　　当时，美国表示那些卡通作品确实冒犯了穆斯林，但也表示美国支持言论自由。伊朗则召回驻丹麦大使，驱逐丹麦记者，并下令取消与发表作品的媒体所在国家的合同。

　　那一年，获得头等奖的是摩洛哥漫画家德考维（Abdellah Derkaoui）。他的作品中，一部以色列起重机正在围绕耶路撒冷建筑一座高墙。墙的那一边露出阿克萨清真寺的穹顶，而在墙这边的墙面上，则是一座死亡集中营入口的画面。

　　塔巴塔巴伊说，今年的竞赛是对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等出版物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回应，称西方国家在自由言论方面存在“双重标准”。不过事实上，对大屠杀的否认以及仇恨言论在部分欧洲国家为法律所容许。

　　他对《德黑兰时报》说：“我们无意赞同或是否认大屠杀，主要问题在于，为何不允许对大屠杀的讨论。”他还表示，他们的目的是要谴责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

　　竞赛前，伊朗外长扎里夫在4月份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曾被要求解释伊朗政府为何要赞助这样一次以大屠杀为主题的卡通比赛。扎里夫表示，鲁哈尼政府与这次展出无关，主办方是一家“不被伊朗政府控制的”非政府团体。

　　他当时还说，该团体无需政府首肯就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他还拿出美国3K党的例子：“美国政府要为美国境内存在种族仇恨组织的事实负责吗？”

　　不过没过多久，扎里夫的说法就受到了挑战。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些回击还来自伊朗政府本身。扎里夫一直被西方记者、甚至美国国务卿克里视为伊朗温和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在1月份美国水兵被伊朗扣押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促成美军士兵获释。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伊朗文化与伊斯兰教令部的一位发言人曾证实，该部支持了这次展览和其他一些“启迪人们对大屠杀的看法”的项目。一名竞赛活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该组织在与文化部合作。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报告说，筹办这次活动的团体之一“Owj媒体与文化研究所”由伊朗革命卫队资助，另一家Sarcheshmeh Cultural Complex则受到“伊斯兰发展组织”的支持，而后者的预算是由伊朗议会所批准。

　　到底是为彰显西方的“双重标准”还是煽动仇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尽管扎里夫表示今年的主办方与上次不同，但两次竞赛的目的没有区别——为的是凸显西方言论自由的伪善。

　　伊朗核协议签署后，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并不想向西方示好，也不愿向对西方持温和态度的一派服软。

　　陪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造访沙特阿拉伯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特纳（Mark Toner）表示，美国担心这次竞赛可能会“像从前发生过的一样，被用作否认大屠杀、修正主义和过激反犹言论的平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这次受到国家支持的卡通竞赛表示谴责。该组织总干事博科娃（Irina Bokova）说：“这种为嘲讽犹太大屠杀及人类历史上悲剧一页的倡议，只能孕育仇恨并煽动暴力、种族主义和愤怒。”

　　她说：“这项竞赛与宽容、尊重的普世价值观相对立，也与我们所引导的推动有关大屠杀历史的教育、反对反犹主义、反对否认大屠杀的行动背道而驰。”

　　李建宏：西方言论自由——因言获罪早已成家常便饭！

　　原标题|李建宏：这就是西方的“言论自由”！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扞卫你说话的权利。据说这铿锵有力的话语出自法兰西思想 之父伏尔泰之口。如此震撼人心的语句，自然唤起了我对伏尔泰的故乡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无比向往之情。我天真地以为伏尔泰一人之语乃是西方社会全体公民 真心信仰与努力实践的集体共识。于是，少不更事的我毅然辞去奋斗多年得之不易的工作，在亲朋好友的一片羡慕与祝福声中义无反顾地投奔西方自由世界而去。我 因此而有幸领略了被公知们所大肆宣扬的理想的西方与现实中真实的西方之间的巨大反差。

　　西方国家经常恬不知耻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具有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的国家。严重缺乏自省能力的西方人不懂正人先正己的道理，反而一百步笑五十步。 事实上西方国家自身非但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而且其言论自由度要远远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纵观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当今西方社会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遗憾的是， 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对西方言论自由的认识至今还停留在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这样一种幼稚无知的阶段。我 也是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之后才渐渐悟出个中蹊跷。其实，西方对言论自由的定义要比中国人的理解狭隘得多，其所谓言论自由仅仅局限于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以美 国为例，言论自由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即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仅此而 已。在惯于玩弄法律条文的西方社会，这条法律在实践中所起到的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实际效用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国会以外的任何机构与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 的手段来合法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少中国人还误以为在西方可以随意批评甚至谩骂政府、政党及国家领导。 在中国人看来，连国家领导都可以 骂，还有何人不可以骂呢？其实，这是中国人对西方所谓言论自由的又一严重误解。如果说以前的西方在公共领域还确实存在一些范围极为有限的言论自由的话，近 年来这种自由已经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阿桑奇曾抨击奥巴马扼杀言论自由的力度远胜过美国历届总统。尽管在理论上公民可以批评政府或国 家领导，实际上在今日西方社会因言获罪早已成了家常便饭，不管这些言论是多么地轻微与无害。2014年11月28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 芬奇的公关主任劳坦在脸书上发帖称奥巴马的女儿在感恩节火鸡特赦大会上穿着不得体，“你们是第一家庭的一分子，应该穿得有点格调”，“你们不是上酒吧”。 劳坦言论自由的结果就是公开道歉与被迫辞职。曾在关塔纳摩工作的美国空军退役上校Morris Davis由于在《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批评奥巴马当局，结果也惨遭被新雇主解雇的命运。他惊叹“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局 限”，“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权利如花岗岩一般坚固，事实上却象沙土一样松软”。当然，按照西方人的逻辑，这两个人的言论自由并非由国会立法剥夺，因此就是完 全合法的。又因为他们也没有因此而被关进大牢或拉出去枪毙，美国仍不愧为言论自由的国度。基于这种强词夺理的诡辩，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类似事件的再度 发生。

　　近年来西方各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人们所能享受的言论自由度也越来越少。当权者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力图实现对信息的垄断与封锁。任 何对西方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轻易发现，其实西方言论自由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符合他们心意的言论，尽可以自由发表，即便 是污蔑陷害也可以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他们毫不留情地将一切肮脏的不实之词尽情倾倒到不合他们心思意念者的头上。对 那些客观反映现实世界、揭露西方滔天谎言的真实言论，则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残酷打击。由资产阶级操控的西方媒体也是按照这样的规则运行着。近年来，中国逐渐 取代苏联成为西方恶意攻击与中伤的主要目标之一。相对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崛起，愈益衰落的西方则日现大厦将倾之势。面对此情此 景，西方人非但不图反思与进取，反而变得更加狭隘与偏执。在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阴暗心理驱动下，西方各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华、辱华运动。于是，通过 封杀不同声音与制造虚假新闻等卑鄙手段，妖魔化中国的歪曲报道不断见诸于西方媒体。在一片棒杀声中，那些客观报道中国发展、进步与成就的记者与编辑就成了 西方主流社会中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2008年德国之声电台记者张丹红因“没有维护德国之声所一贯坚持的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 被免职，只因张丹红在接受采访时为中国说了几句公道话。她说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四亿人脱贫”，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事发后，尽管德国一批知名专家与学者纷纷发表公 开信力挺张丹红，认为她的观点是“基于事实得出的结论”，德国《焦点》杂志仍罔顾事实，谎称张丹红“向中国共产党献媚”，并将其描述为“中国政府操纵德国 之声”过程中的执行者。2008年11月5日，德国议会文化与媒体委员会专门就此举行了听证会。期间，官方把德国之声上万份中文报道译成德文审查，结果并 没有发现所谓“红色渗透”的内容。尽管如此，不仅张丹红没有逃脱被免职的命运，王凤波、朱虹、李琦和王雪丁四名资深华人编辑随后亦被德国之声停职。四人事 后公开揭露德国之声暗箱操作，践踏新闻自由的丑恶嘴脸。此前，德国体育信息通讯社记者迪特?黑希尼亦因客观报道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而被公司解雇。老板克莱默 称他的报道“与通讯社的宗旨无法协调”，《法兰西汇报》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错就错在“太早承认中国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新闻工作者， 黑希尼客观地报道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真实的中国，而不是昧着良心用谎言去编织一个德国大众所热切期待的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专制独裁的中国。

　　西方不仅极力打压在国际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对那些在国内事务中有不同看法的人也以各种借口进行肆无忌惮的迫害，以至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近 年来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妇女、种族、宗教、同性恋等都成为不可逾越的雷区。在这几个话题上，只要一言不慎，反对者就可能被扣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性取向 歧视和欺压弱者等大帽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乎，当言论自由遇到政治正确，就如秀才遇见兵般退避三舍。一位英国妇女由于举着一个写有反对同性恋的牌子 而被罚款，加拿大法院则终身禁止一个发表反同言论的神职人员布道。在西方如果你说这汽车是小日本造的，那肯定会大祸临头。有的大学甚至明确规定，不允许问 亚裔或拉丁裔学生“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因为这暗示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构成了种族歧视。这样的荒唐闹剧却在西方各国一再重演，吓得人们在任何场合都不 得不三缄其口。当 荒诞假借高尚之名在西方大行其道，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噤若寒蝉。

　　西 方一方面极力丑化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朝鲜、委内瑞拉等不赞同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国家，另一方面又以种种龌龊手 段大力压制本国公民批判、揭露西方社会黑暗面的合法权利。为此，他们极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之能事，不允许任何人发出任何不同的声音，对一切不 符合统治阶级标准的言论一律无情打压以达到使异见者在高压下自动禁声的政治目的。侮辱、谩骂、人身攻击等下三烂手段纷纷亮相登场。有一 次，我去参加一个非营利机构举办的题为“从绝望到希望”的移民问题讲座。在自由发言阶段我痛斥加拿大政府不合理的移民政策给千百万各国移民所造成的巨大精 神痛苦。没想到，我只讲了两三分钟就被主持人多次无理打断，最后干脆气急败坏地直接命令我住口。当我批评加拿大的言论自由被剥夺后，一位对加拿大大唱赞歌 的发言人却得以长篇大论地行使她的言论自由长达十多分钟之久。如此厚此薄彼到也罢了，他们还以其对待批评者的惯用伎俩当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侮辱我是个高 分低能、没有工作与生活技能的失败者，以证明我在加拿大的悲惨遭遇纯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加拿大能收留我这么一个愚蠢的可怜虫是多么仁慈的善举。若不是 有幸来到加拿大，我早就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失业饿死了。而我这个卑鄙小人非但不知感恩戴德，反而以怨报德。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巧舌如簧，也都无法让在场的新 移民们相信我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无能至此，毕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与我类似的经历，并且很多人比我更惨。一些中国移民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 要求允许我继续发言，有的人甚至主动将他们的发言时间让给了我。会后一个来自欧洲的移民称赞我的观点切中时弊，那些支持我的中国移民更是私下表示此事使他 们看穿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真实面目。 正是这样一些匪夷所思的不愉快经历才使为数众多的移民们在加拿大这个西方人眼中“全世界最好的 国家”里感到痛彻心扉的绝望。而主流社会之所以不惜余力地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就是为了阻止人们对不公平社会现状的否定与批判，将人们的思想与言论限定在 既得利益集团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为了达到扼杀言论自由的罪恶目的，西方当局不惜动用一切手段、采取一切借口，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打 击恐怖主义竟也成了压制言论自由的绝妙帮凶。9·11事件后西方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他们非但不停止对别国事务的插手与干涉以从根本上杜绝恐怖主义产生的 社会根源，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一切与西方背道而驰者。于是，西方的高调反恐造成了恐怖分子的气焰日盛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人的恐惧感日增。在这种可怕的 恶性循环中，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成了西方社会维稳的的既定方针。为了将恐怖分子扼杀在摇篮里，稍有风吹草动人们便大动干戈。在谈恐色变的风气 下，更有一些别有用心者趁机兴风作浪，借此冤枉好人、打击异己。他们将人们情绪激动时的口不择言视作呈堂罪证，将个人之间正常的矛盾冲突无限上纲上线。言 行稍有过失便被扣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民事纠纷瞬间变成刑事大案、守法公民转瞬便成国家要犯。中国留学生翟田田的所谓“恐怖威胁”案就是发生在这种时代大背 景下的一出冤案。年少气盛、不谙世事的翟田田，在与教授发生言语冲突时冲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大不了就拼了”竟然成为莫大的罪状。就因为这样一句无害的冲动 之语，翟田田不仅身陷监牢达数月之久，而且最终在手铐脚镣加身的情况下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他的律师海明坦言“这个案子的出现，跟他说话不谨慎有关。”更 有甚者，在号称言论自由的西方，一句戏言也可导致牢狱之灾。2013年，年仅18岁的美国青年Justin Carter在网上与人发生争执，冲动之下他在脸书上写道“我要去幼儿园开枪射击”。随后尽管他一再表示这只是一个玩笑，却仍被投入监牢，就连他的律师都 对官方如此无事生非之举感到不可思议。可见， 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为了不惹祸上身，人们说话得多么地小心谨慎。如此高压政策在普通百姓中所造成的恐惧感比恐怖分子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打击异见的另外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护民众的精神健康。在此旗帜下，西方人不断通过法律与行政手段来保护自己不受不喜欢言论的“骚扰”、“折磨”与“虐待”，已经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今 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九个院系举办了新学年教师领导培训班，以教这些老师如何避免冒犯学生和同事。该课程建议教师不要使用一些可能构成“微冒犯” (microagression)的话语。而所谓“微冒犯”并没有很明显的攻击意味，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语或行为，很可能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 的言语和行为对别人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以前工作的单位也有类似的培训，建议员工不要使用一些词汇与用语。“但是”一词竟不幸入选，例如，不能说“你是个 好人，但是”，因为“但是”否定了前半句的“你是个好人”。又如，当有同事要你帮忙时你绝对不能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因为这种说法会让对方感到他对你来 讲不重要从而感到很受伤害，等等等等。如果仅仅是普通民众如此无聊到也罢了，美国名牌大学的精英分子竟也不能免俗。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给教授写信要求不要 讲强奸法、不能用violate一词，例如that violates the law。他们说这个词可能导致学生精神紧张，因为它还有性侵的意思。很多海外华人都曾因为不了解西方这种变态文化而吃过大亏。我认识的一位中国教练因为要 求运动员少吃垃圾食品而被投诉，罪名是人格侮辱，搞得这个教练一时摸不着头脑。他左思右想实在想不通自己究竟罪在何处，于是暗自得出了这个队员系以莫须有 的罪名对他进行种族歧视的武断结论。直到亲眼目睹该队员声泪俱下几至崩溃，才算明白自己闯下了何等大祸。老板更是对他严厉批评，要求他从速提高语言交流技 巧。他从最初的大惑不解：他的工作职责究竟是帮队员争金牌夺冠军，还是与队员进行语言交流？发展到最后的大彻大悟：原来这个国家的人民竟然敏感脆弱到如此 病态的程度。他从此变得谨言慎行，生怕得罪了哪方神圣。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做梦也想不到，自恃甚高的西方人竟然不知闻过则喜为何物。他们将言不由衷的溢 美之词看成赞美鼓励，将善意的批评甚至好心的提醒视作侮辱贬低。心直口快、快言快语反倒成了粗鲁无礼。只要你有一张刀子嘴，便无人在意你的豆腐心。 在西方实事求是绝对没有任何市场，由于害怕祸从口出，无人胆敢发出逆耳忠言，不但老师要对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赞美有加以免伤其自尊，就连亲人之间都无法对彼此的缺点直言相告，于是人人都带着面具生活在一个又一个有意无意编织的谎言里。谎言充斥着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西方人彻底丧失了对自我、他人与客观世界的真实认识。更可怕的是，在保护精神健康的荒唐逻辑指导下，情绪与感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个人感受，而是成了可以致人于死地的如山铁证。一 句“你的话让我感觉不舒服”或“你的话让我感到受伤害”已经足以证明说话者的罪不可赦，必须对其绳之以法。结果，由于病态之人臆想之中的伤害，却给无辜百 姓造成许多无谓的实质上的伤害。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不无担忧地指出，如果个人情绪可以成为控告的有力证据，将会无可避免地导致数不清的矛盾纷争，对人际关 系与职业发展都将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它还会使人彻底丧失辩证思维及与异议交锋的能力，因此这种做法所要保护的不是精神健康而是病态思维，从长期看，对精 神健康反而是有害的。今年《大西洋月刊》发表《被骄纵的美国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文就美国社会与大学校园中此类诉讼案的频发忧心忡忡，“大学所要学习的批判思考、沟通协商的能力，绝不是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粗略二分。今天的校 园生活是否教导学生辩证思维，或是误导学生扭曲思维？”

　　另外，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西方，国家的实际权力中心不是政府及其领导人，而 是通过控制经济活动而背后进行政治运作的大企业与大财团。资本家们不仅从宏观上掌控着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命脉，更是从微观上直接监管企业的日常运行，并因此 而掌握着每一个平头百姓的生计与命运。所以，西方普通老百姓最想批评与咒骂的既不是遥不可及的政府也不是素昧平生的国家领导，而是朝夕相处的老板与经理。 可是，西方人偏偏就没有批评老板与经理的自由。西方国家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只是立法机构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干涉，而不是作为私人的资本家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一 篇题为《资本比自由硬，默克多胜利了》的评论说就连美国的新闻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悲凉的现实：他们只是圣徒，不是主。主的名字叫资本。”我曾就此请教过 很多西方人，他们说我们必须尊重老板和经理。对此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苟同： 既然西方人认为对于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国家领导都可以大不敬，为 什么对这些不经任何民主程序上台的资本家们就得毕恭毕敬呢？为什么西方国家不许批评经理是民主，东方国家不让反对政府就是专制呢？普通百姓与国家领导从未 谋面，且由于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所限，对政治决策知之甚少甚至兴味索然，给予他们对国家大事评头论足的自由又意义何在呢？相反，工人们对发生在 自己身边的人与事，却往往有着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允许工人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与民主评议，给予他们批评监督经理与老板的权利，岂不是一种更有实际意义 的民主与自由吗？但是，这合情又合理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却绝对行不通，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根基——生产资料私有制。

　　由于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实现对整个社会与全体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西方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主要是由资本家及其所操纵的工作单位以剥夺工人工作权的方式来实现的，资本利益借此巧妙地凌驾于自由与公正之上。西 方的法律给予资本家各种各样的自由包括在各种场合批评政府与他人的言论自由，但是对于普通工人来说，这种自由却是完全不存在的。Bruce Barry在《哑口无言：美国工作单位对言论自由的侵犯》（Speechless:The Erosion of Free Expression in the American Workplace）一书中说“雇主有极大的权利控制雇员的言论自由”，他们能够以任何理由甚至无缘无故地解雇任何一个雇员。在资本家所开设的一言堂里， 工人不仅不能批评经理和老板，也不能发表不同的政治观点。剥夺持不同政见的雇员的工作权，已成西方社会的常态。2015年4月俄罗斯各大媒体分别报道了针 对出生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钢琴家Valentina Lisitsa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文字狱。Lisitsa因为在下班时间在自己的私人推特上发表亲俄言论而被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解雇。她的罪名是“发表挑 衅性言论”，“在推特上引发仇恨”。实际上她不过是曝光了发生在乌克兰东南部的针对俄罗斯族少数民族的屠杀。多伦多交响乐团CEO Jeff Melanson就此事发表谈话指出“作为加拿大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世界伟大音乐作品的舞台，而不是发表让有些人感觉受到冒犯的 意见。”但是，Lisitsa在“发表让有些人感觉受到冒犯的意见”时并没有占用工作时间，她所用的也不是多伦多交响乐团这一“世界伟大音乐作品的舞 台”，而是她的私人推特。一个优秀的音乐家竟因在下班时间发表与工作完全无关的言论而被单位解雇。西方人绝对不会透露的Lisitsa被解职的真实原因 是，当俄罗斯人民不再相信西方的骗人伎俩，并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最终走上与西方对抗的道路后，西方就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发表任何有利于俄罗斯的言论，只有 这样他们才能把俄罗斯丑化成一个由“大独裁者”普京统治的“邪恶帝国”。

　　西方人对不同观点的容忍度之低是非西方人所难以想象的。我以 前有一个印度同事，曾在印度最大的集团公司塔塔集团做分公司经理，据他自己说公司专门雇佣了六个人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因相貌英俊且有经济学硕士学位， 他还曾在一家地方电视台担任新闻播音员。但是，和绝大多数曾经有着辉煌经历的移民一样，他来到加拿大后却一直求职不顺，且屡遭解雇。职场的失意非但没有换 来情场的得意，反而使他的择偶之路变得更加艰难。这种意想不到的双重失意最终导致他对加拿大的不满日增、思乡之情日盛。不久就变得神经兮兮，与人聊天时他 言必称印度，“印度粮食百分之百自己自足，不需要进口一粒粮食”、“印度自行研制的汽车打进了欧洲市场”、“你知道吗，印度可以发射火箭和卫星”。同事们 对他的反应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有些加拿大人更是背后对他表示强烈不满“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对加拿大不满吗？印度那么好，干脆滚回印度去，没有人 留他。”熟料这非但没有能够阻止他继续谈论印度，反而真的将这个话题深入到文化比较的层面：“我在印度的同学、同事和朋友都比我混得好”、“印度越来越 富，加拿大越来越穷”、“印度有很多有钱人，但我在加拿大就没有见过一个有钱人，一个也没有”、“这种荒谬的事情绝对不会在印度发生”、“我并不是说印度 有多好。其实，印度非常非常不好。但就是这么不好，也比加拿大好很多”。至此，加拿大人对其言论自由的忍耐力已经达到极限。于是，公开投诉者有之、背后放 暗箭者有之，印度人终于招架不住，黯然离去。几个月前，听说他又因同样的原因被另一家公司扫地出门。对于动摇了西方至上与白人至上信念的有色人种，出于维 护其畸形自尊的心理需要，西方人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善罢甘休的。西方人以其实际行动使我真正明白了“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因为经历与观点与这位印度人有着惊人的类似，我也经常言必称中国，吓得我爱人天天提醒我“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加拿大人首先就听不得批评，更听不得你这个 他们眼中的‘低等种族’的‘蠢货’的批评。为了糊口，你就少说几句吧。”我以前的一个经理来自某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善意地提醒我“为了保住饭碗，你 以后要尽量少发表意见，更不要发表与加拿大人相左的意见。如果他们非让你表态，你就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或者将他们的观点复述一遍。”另有朋友出谋划 策“如果你非要比较中国和加拿大，就说加拿大比中国好。加拿大民主，中国独裁，你能来加拿大真是三生有幸啊”。但是，这样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假话我实在说不 出口。就这样，在“言论自由”的西方生活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性情大变：原本性格豪爽的我变得沉默寡言，以前快言快语的我经常闭口不言，本性心直口快 的我也不得不学习与人虚与委蛇。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西方人的口蜜腹剑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话语压迫与话语专制的高压环境下所自然形成的民族特性。在西 方我的言论自由就这样被残酷地剥夺了，更没有人象伏尔泰所说的那样挺身誓死扞卫我的言论自由。 鉴于我天性喜欢实话实说，不说出来心里憋得 难受。怕我憋出病来，我爱人只好大力支持我利用业余时间在中国的网站上畅所欲言。于是，我在“民主”的西方被剥夺的言论自由，借助于高科技的网络功能在 “独裁”的中国得以实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深切体会到如果不能将作为劳动者的人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奴役与剥削下解放出来，如果作为 个体的人不能从谋生的焦虑与恐惧中解脱出来，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存在的根基——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说，如果不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 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言论自由根本无从谈起。

　　2015年1月，以伏尔泰的祖国法 国为首的西方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恐怖分子针对《查理周刊》的暴力袭击。西方人纷纷举起“我是查理”的标语以示誓死扞卫西方肆意侮辱伊斯兰教言论自由 的神圣权利。就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法国着名喜剧演员迪约多内却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法国政府逮捕，罪名是美化恐怖袭击，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在脸书上写 道“我是库利巴利（恐怖袭击的凶手之一）”。此外，另有53人亦因同样罪名被捕，其中一人竟因在网上取笑一名遇难警察而被判刑一年。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西 方国家却经常美化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并且将那些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威胁的恐怖分子称作反抗专制统治的英雄。西方只允许发表符合西方意愿与标准 的言论，而不允许发表任何不同意见的司马昭之心至此已路人皆知。所以，关于西方言论自由的神话，按伏尔泰的话说就是“亲爱的读者，请您相信我这句话吧：万 万不可以轻易相信”。其实，终其一生伏尔泰一直与压制言论自由的西方恶势力进行着最顽强的斗争。 文章开头那句据说是出自伏尔泰之口的名 言，与其说是对西方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真实描述，不如说是伏尔泰个人以及极少数西方有识之士的美好愿望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孔子的崇拜者，伏尔泰对西方 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宗教、文化深恶痛绝，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赞不绝口，称其为世界上最完美的政治体制。（文/李建宏 来源/环球之音）

　　西方“新闻自由”，只不过看上去很美

　　高度重视舆论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无论是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还是波澜壮阔的改革时期，我们党始终注重运用新闻媒体传播真理、组织群众、推动工作，这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重要法宝。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近些年来，受西方各类错误思潮侵蚀加之一些异见分子、“公知”大V们的叫嚣，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其中也不乏一些新闻从业人员。西方“新闻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被一些国家、一些人盲目推进的西方“新闻自由”，真的会是那般美好吗？

　　皇帝的新装

　　如果真要形容所谓的西方“新闻自由”，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倒是不错的选择——臆想中的华丽美好与现实中的丑陋赤裸的完美结合。一些人在谈论西方“新闻自由”时，往往只看到西方媒体貌似能够随便对国家政治指手画脚，诸如挖挖政客丑闻、批批政府决策、扒扒首脑隐私，却没有认清或选择性地忽略了其报道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基于自身利益或资本利益，可以有选择地进行不痛不痒又表面热闹的“新闻监督”；而另一方面，对与其价值观不符的他国事务，则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说三道四、小题大做、横加干涉，将原本的事实妖魔化处理，毫无底线可言。最鲜明的事例是，面对同样让世人痛心且愤怒的暴恐袭击时，西方媒体对巴黎事件表现出了无比的人道主义关怀，齐声强烈谴责ISIS的反人道行径；而同样性质的事情发生在我国昆明时，部分西方媒体报道时的声调就显得有些异样——CNN将“恐怖分子”一词加上了引号，体现了其典型的政治诱导做派，而更有西方媒体露骨地污蔑说，“这是中国政府长期‘压制’人权的结果”……

　　如此的例子可以说屡见不鲜，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他们会竭力捕风捉影，企图寻找其中的“阴暗面”；我们觉得明显有问题的东西，他们又置若罔闻亦或强词狡辩。说到底，西方媒体的如此“变脸”行径，背后有着深深的利益烙印，是受阶级利益、政党权益、意识形态战略所驱动的，根本无法成为超然于所有利益纷争、完全不受限制的所谓自由的“无冕之王”。他们也深深知道，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舆论是强有力的武器。作为舆论斗争的最前沿——新闻媒介报道，其实就是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所说的“人心之争”。一旦在新闻报道上出现导向性的错误，就必定成为坑人的迷魂药、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社会的分离器。苏联解体就是个活生生的教训。

　　苏联的悲剧

　　曾经有这么一个笑话：几个人在屋子里秘密聚会，这时突然有人敲门，如果在斯大林时代，大家会立刻闭上说话的嘴，拿出酒来开始喝；而如果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大家则会立刻把酒藏起来，开始讲政治笑话。斯大林时期的舆论禁锢与僵化固然令人咋舌，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无操守、无底线的所谓“公开性”，却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诱因。

　　这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想通过种种改革和“新思维”来拯救党和国家，却节节让步到完全丧失一名共产党员的立场：从最初强调“不许利用公开化反对社会主义”，到效仿西方“新闻自由”可以“毫无限制的公开化”，最后，竟居然变成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至此，苏联舆论领域全面失控，人们开始热衷于自己瓦解自己，自己丑化自己。列宁等苏联国家领导人被肆意污蔑，卓娅等苏联英雄被认定是官方的无中生有……最为可怕的是，就连《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等党报也都加入了这场混战。1988年6月，《消息报》就曾刊文对苏联中学的历史教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们充满着“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并要求编写一本“诚实的”教材。这种“呼吁”最终导致苏联教育部取消了当年历史课程的考试，并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连党报党刊都这样评价自己的政党和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建设、坚守的共产主义理想，其他新闻媒体就更加无所顾忌了！报道无导向，言论无尺度，负面新闻舆论“一边倒”地指向苏共。

　　公开性成了幌子，新闻自由成了肆意妄为的借口，各家媒体都在争相制造耸人听闻的报道、荒唐无稽的假新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只有愈发疯狂的造谣和诽谤才能吸引读者，为党说话的人只能靠边站。马克思主义被抛弃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上位。苏共如此“新思维”，加上西方的推波助澜，70多年形成的社会共识与认同很快土崩瓦解。舆论失控、思想瓦解，进而丧失政权，苏联解体的教训应该说是十分深刻的。

　　我们的决心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下中国的媒体报端和网络上，错误导向的言论与思潮时隐时现，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对我们的英雄人物，他们或含沙射影，或恶意诋毁，这让人不能不想到三十年前的苏联。舆论的力量“可兴一国，可正其史”，决不容小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如果不能掌握新闻舆论阵地，就可能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面对各种争夺人心的杂音噪声，我们万不能天真大意，更不可畏葸退缩。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不会风平浪静，敌对势力存在的现实更不会自动消失。对此，我们必须看得很清楚，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坚决打赢新闻舆论争夺战，让主旋律和正能量唱主角。只有这样，新闻舆论才能真正成为发展的“推进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

　　陈洋：有了安倍，不仅经济下滑，新闻自由度也下滑

　　自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权（Abe Administration）诞生至今，日本的报道自由便在不断萎缩。

　　4月20日，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了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度排行榜》，日本在180个被调查国家中排名第72位，而紧挨日本的是坦桑尼亚（第71位）、韩国（第70位）。日本国内舆论对于安倍政权下报道自由的萎缩有一定的精神准备，然而下滑程度之大则远远超出了预期。

　　事实上，2013-2015年日本的“报道自由度”排名分别为53位、59位、61位。与民主党时代峰值11位（2010年）相比的话，安倍政权下的媒体报道自由无疑发生巨大的倒退。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者无国界在对待不同国家时标准有别，可单就日本一国的变化而言，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战后日本媒体摆脱了军国主义束缚，并且报道自由受到宪法的充分保护，但却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媒体就能挣脱日本政治力量的束缚。那么，日本的“报道自由”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内发生断崖式的萎缩呢？

　　国家权力对于新闻媒体的管制一般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比如，审查属于积极管制，而设立统一领导部门则属于消极管制。对于安倍政权如何操控日本媒体，笔者认为同样可以分成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2002年至2015年日本“报道自由”的变迁（图片来自每日新闻）

　　积极干预：在媒体机构安插心腹

　　首先谈积极方面的操控。如果读者注意观察或许能够发现，2012年再度上台的安倍晋三在外形上与2007年时有明显的区别：前额吹起的头发显得时尚许多，着装也不像2007年时松松垮垮，反而是经过精心剪裁的西服。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看，经过细心打扮的安倍旨在传递给民众的认知符号是精英与自信。同时，安倍还积极地使用Facebook、Twitter、Line等社交工具。通过它们，安倍一方面可以进行政治宣传、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另一方面，则可以直接且迅速地辩驳在野党和媒体的批评，回应舆论。

　　2007年的安倍（左）和2012年以后的安倍

　　尽管互联网在日本高度发达，但老龄少子化的社会问题使得互联网的传播力不如电视那么直接，所以与第一次任职首相时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和举行记者会不同，安倍从2012年开始积极走出官邸接受采访。安倍所接受采访的电视台大都在政治倾向与其相接近，如日本电视台（读卖新闻社）等。根据朝日新闻去年9月的一篇报道，2015年安倍在朝日电视台（朝日新闻社）、TBS（每日新闻社）接受单独采访的次数为0。从中不难发现，即使积极接受电视采访，安倍的政治宣传意图也十分明确。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作为首相的安倍晋三在树立良好公众形象上的努力，但对于庞杂且瞬息万变的公众舆论而言，这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借用传播学概念的话，不外乎是“有限效果论”，而安倍迫切需要在诸如修宪等特定议题上达到“魔弹效果”。因此，自再度担任首相以来，安倍注重与主要媒体机构的主要人物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以此来影响舆论。

　　根据《周刊金曜日》对2013年1月7日-2015年12月16日，安倍晋三首相与主要媒体机构高层人士在高级餐厅会面次数的不完全统计显示：与读卖新闻集团社长渡边恒雄为10次、与读卖新闻社论委员长小田尚为10次、与富士电视台会长日枝久为8次、与时事通信社评论员田崎史郎为8次、与每日新闻特别编委粕谷贤之为7次、与朝日新闻编委曾我豪为6次、与NHK评论副委员长岛田敏男为5次、与日本电视台社长大久保好男为5次、与产经新闻社长熊坂隆光为3次、与日本经济新闻专务石川一郎为2次。大众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公权力。然而，当日本的“大众媒体”与日本的“公权力”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后，他们还能否继续严厉地批判公权力则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除了加强与媒体机构高层人士关系外，安倍晋三还注重在主要媒体机构安插心腹。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NHK会长籾井胜人和委员百田尚树，两人均与安倍晋三有相同的政治倾向。

　　如上是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以来对于日本媒体的积极方面的操控，之所以是“积极”在于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介入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由，这与如下的消极方面的操控完全不同。

　　消极干预：发展民间右翼团体

　　基于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宣传普及，以及确立日本国宪法对报道自由的保护，所以战后至今的日本历届政权虽然不能直接干涉新闻报道的自由，但却一直采用一些迂回的方式限制日本的新闻媒体，而观察安倍政权所采取的方式之一即为发展民间右翼团体。

　　自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至今，日本民间出现了一些右翼团体。比如，“慰安妇的真相”国民运动（2013年9月）、追究朝日新闻责任国民会（2014年10月）、纠正流球新报/冲绳时报县民国民会（2015年1月）、纠正“南京大屠杀”历史捏造国民会（2015年11月）、要求遵守放送法观众会（2015年11月）等。创立这些团体的民间人士或是与安倍晋三私交甚好，或与安倍晋三有相同历史观。

　　虽然从名义和性质上来看，这些团体均属于民间并且没有安倍政权的参与，但其本质则是替安倍政权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媒体机构。比如，2015年11月14日，要求遵守放送法观众会在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先后刊登意见广告“我们不放任违法报道”。这则广告的主要内容是批评TBS电视台“News23”新闻节目主持人岸井成格在9月16日节目中声称“安保法案违宪，即使作为媒体也应该一直朝着将其纳入废弃法案的方向不断发声。”

　　岸井成格

　　因为日本《放送法》规定，电视节目要恪守政治公平，对于争议问题应该尽可能从多个不同角度讨论。所以，岸井的此番言论在招致要求遵守放送法观众会批判的同时，也获得不少右翼网民的谩骂。事实上，较自由派的TBS和News23并不是第一次卷入这样的舆论漩涡。2014年年末众议院大选期间，自民党就给包括TBS在内的几家民营电视台发去了要求公平报道的意见书——这是十分罕见的。根据稍早前的报道，岸井成格从3月开始已经不再主持News23新闻节目。这可以说是日本民间右翼团体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安倍政权钳制媒体报道自由的延伸。

　　除了TBS的岸井外，从去年年底至今年1月中旬，相继宣布满期辞职的还有朝日电视台“报道Station”的主持人古馆伊知郎、NHK“Today's Close-up”主持人国谷裕子。这两档节目在日本十分受欢迎，且均是以批判政权为主。因此，这两名优秀主持人的辞职既让人感到遗憾，又让人对安倍政权下的报道自由感到担忧——2015年4月两档节目的制作人及电视台高层均因节目内容违反《放送法》而被自民党召见。

　　《报道Station》主持人古馆伊知郎

　　一直以来，日本电视节目产生的问题均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BPO（Broadcasting Ethics Program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裁判，政党从不介入。因此，自民党此番召见电视节目制作人虽然是越俎代庖，但因被定调为违反《放送法》，所以使得批判政权干预媒体的声音显得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因此，安倍政权在消极方面的媒体操控则体现为通过民间右翼团体向自由派媒体（人）施压，并以法律作为挡箭牌。

　　因为日本的民营电视台需要定期向政府申请牌照，所以在舆论监督方面远不如报纸那般锋利。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的报纸就能免受政治的压力。比如，2014年2月5日，安倍晋三在参议院上点名批评朝日新闻是“以打倒安倍政权为宗旨”的；2014年9月，朝日新闻因“慰安妇报道”和“吉田调查书”遭受日本保守派媒体围攻，并受到来自安倍及其支持者的压力；2015年10月，前朝日新闻记者植村隆因受到日本右翼的投诉、骚扰而被迫中止在北海道北星学园大学的教学等。这些行为虽然并不是直接干涉报纸的报道自由，但却极大压缩了日本言论的空间。

　　套用经济学概念的话，当下的日本是“强政权，弱媒体”。尽管从排名来看日本媒体的报道自由还处于亚洲前列，然而结合社会现实的话，真的只是“看起来很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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